出现在《红楼梦》作品首尾的神话对作品形成了框架性的结构包围，有的学者称之为“神话楔子”。楔子是元杂剧的术语，元杂剧的体制一般是四折加一个楔子，楔子或置于全剧的开场，或置于折与折之间作过场。楔子的作用为或交代剧情的起因，或介绍全剧的主要人物。^[28]但杂剧楔子跟全剧内容的联系只是故事层面上的。章回小说的楔子显然更复杂，也更成熟。事实上，它的形成有一个更早的源头，那就是话本小说的“得胜头回”。

从体制的起源看，话本小说的得胜头回源于宋人之“说话”。“说话”中小说科的讲史开篇开始都有导入正文的一段闲文。如宋人小说《错斩崔宁》正文之前，先写了一个魏鹏胜的故事，所谓“这回书单说一个客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而《五代史平话》只是从开天辟地，概述历代的王朝兴废，再引入五代的故事。至于《三国志平话》开头，以司马仲相去阴间断狱，判刘邦陷害的韩信、彭越、英布三人投生为曹操、刘备和孙权，以三分汉家的天下完成了果报。这一开头，为全书的展开定下了主题和总的框架。后期的章回小说从体制来说，是讲史科的延伸和发展，也吸纳了小说科的颇多经验，而不论是哪一科，其作为开场白的体例特点也被许多章回小说所遵循，并综合杂剧的开场体制，使之起到概括、预示的作用并以此引入正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将原来的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从正文中分离出来称为“楔子”，使之足以概括全文内容。这一楔子的寓意也成了数百年来判断作者立场倾向的有力证据。《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是以鄙视功名富贵的王冕之高洁来反照正文中醉心于功名的文人举子之丑恶。总之，至《红楼梦》时代，章回小说创作中的开场体制已相当成熟，其楔子的作用已不仅仅是故事层面上的关照后文，而是有着综览全书、敷陈大意、预示中心的作用。

《红楼梦》的神话楔子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综合楔子中描写的两大神话世界三个主要神话故事的蕴意可以发现，不同神话故事的建构有着一致的思想基础。如前所论，“石头”神话隐喻着贾宝玉红尘历劫、悬崖撒手、遁入空门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作者超验的人生哲理体验；“绛珠还泪”神话隐括了《红楼梦》文本中“木石姻缘”的宝黛爱情故事情节，表达了作者对性灵爱情的理想与追求，寄寓着作者对“情”与“理”冲突的哲学命题的思索。“太虚幻境”神话以先验的方式总览照应了作品的主要情节─贾宝玉以情悟道与十二钗的命运结局，表达了作者对“情”的肯定与否定的二难认识，体现了作者对人性与人的命运的哲学关怀。比较三者，可以看出，神话故事都是基于作者对“情”的认识而构建起来的。神话故事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作者对真情的向往与肯定、对真情之悲剧结局的悲叹与感伤，其中隐含着对现实的批判。

楔子中包含的三个神话故事隐括了文本主体最关键、最重要的故事情节。神话楔子中隐示了无材补天的石头灵性已通，意欲下世历劫，与神瑛跟绛珠悲剧性的木石前盟；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目睹了众女子判词，他不信宿命、自陷迷津的神话，照应了他从神奇诞生至与黛玉“木石姻缘”的爱情历程，以及贾宝玉在贾府大观园与众女儿的柔情密意，直至黛玉泪尽而亡、魂归离恨、大观园诸芳凋零、自己落拓出家的情节。这些情节虽然并不能覆盖全书，但无疑是全书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在叙述上贯穿首尾，跨度最大。

《红楼梦》神话楔子蕴含了作者对“情”的哲理认识与哲学观念，隐括了作品的全部主要情节，而作者自称此书“大旨谈情”。因此，神话楔子对全书表意有着统摄、预示的作用，更进一步言，神话寓意关涉作品主题。对《红楼梦》为“情”书的性质，前人早有精见，汪大可曰：“《红楼》以前无情书，旷观古今，《红楼》其矫矫独立矣。”^[29]洪秋蓄曰：“言情之书盈籤满架，《红楼》独得其正。”更有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自序》中说：“同人默菴问余曰：‘ 《红楼》何书也？’余答曰：‘情书也。’默菴曰：‘情之谓何？’余曰：‘本乎心者之谓性，发乎心者之为情；作是书者，善生于情，发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在而不用其情，此之谓情书。’”^[30]而对神话楔子的统摄、预示作用，丁维忠先生的论述尤为精辟：“开卷一篇神话楔子，于全书尤为重要。尽管作者出于难言的苦衷，在这里故意借助神话，写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运用‘烟云模糊之法’。但它恰恰提示着读者：本书为何而写，写什么和怎么写。”^[31]

神话楔子寓示作品主题，可从具象与抽象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具象层面讲，它寓含着贾宝玉“以情悟道”的人生历程，文本用贾宝玉在贵族大家贾府的现实活动来演绎；从抽象层面讲，它寓含着作者对“情”的形而上的哲学认识，那就是真情至性与既存社会规范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以及冲突不可避免地以悲剧结局。《红楼梦》浩繁的、高度艺术化的人生写实正是作为具体、鲜活的个例来论证、表达作者这一深玄的哲学认识的。

综上所论，类似杂剧“楔子”的《红楼梦》神话叙事框架中所包含的三个神话故事无一不以作者“情”为本位的哲学认识而构建，而戏剧文本的楔子与小说话本的“得胜头回”对长篇叙事文学的主题形成了包蕴与揭示的传统，作为叙事文学巅峰之作的《红楼梦》当然也不例外。又作者本人在文本叙事初始即已做过“本书大旨谈情”的明示，因而《红楼梦》的主题即是作者对“情”这一关乎人性与人生超验的哲学命题的阐释，其写实主体中对人生繁富精丽的铺写不啻是对这一哲学命题的人世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