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楼梦》中的“绛珠还泪”神话，有主张源于上古时期炎帝季女瑶姬精魂化草者，也有主张并无原型可探纯属作者杜撰者，然无论是否有渊源，此则神话为宝黛爱情的神界预设无疑。因为故事的主角神瑛与绛珠显然对应着作品写实主体的主人公贾宝玉与林黛玉，神瑛与绛珠之间灌溉还泪恩情也显然是宝黛爱情的“前世预演”。

然而，“绛珠还泪”神话的设置用意远非如此单纯。《红楼梦》把宝黛爱情故事用神话象征的手法书写，并放到全书开首的地位，显然可以见出作者的创作取向与选择，具言之，可作如下阐释：

首先，“绛珠还泪”神话象征着“木石前盟”的宝黛现实爱情故事，体现了作者对性灵爱情的向往与选择、肯定与赞赏。神瑛侍者与顽石二位一体，瑛为“似玉美石”，神瑛与绛珠的灌溉之情便成了“木石前盟”的宝黛爱情的绝妙象征，它与“金玉良缘”的玉钗爱情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与对立。“宝玉之于黛玉，木石缘也；其于宝钗，金玉缘也。木石之于金玉，岂可同日语哉？”^[14]评点家独到的见解指出了作者的态度，而“一草一石为书之主，一金一玉为书之宾，千头万绪，不外乎此”^[15]，更指明了作者构思时的艺术倾向。而主人公贾宝玉连梦中都在叫喊：“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

贾宝玉对“木石姻缘”的选择，经了“还泪”神话的象征与暗示，体现了作者对爱情的观念与理想，质言之，就是对真情至性，也即“性灵”爱情的向往。神瑛侍者前身乃是青埂顽石，绛珠仙子的前身乃是绛珠草，与生俱来的自然特性寓含了“木石前盟”的宝黛爱情是以纯情至性的性灵为基础的。而“金玉良缘”的姻缘以世俗性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在《红楼梦》书中并没有宝钗和宝玉恋爱的史实”^[16]。贾宝玉对真情至性为基础的“木石姻缘”的趋向选择表达了作者对真情至性为基础的爱情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以人性的自然、自由、纯真、脱俗为核心的。

其次，“绛珠还泪”神话寓含、对应着“木石姻缘”的悲剧爱情故事，体现了作者对男女爱情表达与传统社会礼法制度约束，也即“情”与“礼”矛盾冲突的哲学思索。“绛珠还泪”神话在作品开首即已预示“木石姻缘”的悲剧性质。脂评“‘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揭示了作者赋予形象的悲剧特性；又绛珠草“终日游于离恨天外”“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将形象的悲剧性质层层复加；又有绛珠仙子下凡乃为偿还神瑛侍者灌溉之恩，愿将“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还泪”二字又提示出“木石姻缘”的悲剧性质与悲剧结局。与此相对应，心灵相契的宝黛爱情始终带有悲剧的色彩。甲戌本脂评有：“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17]

宝黛悲剧爱情故事体现了真情至性与封建世俗礼教的悲剧冲突，体现了作者对“情”与“理”矛盾冲突的哲学反思。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体现了作者创作思想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在于他写出了心灵相契的爱情，又写出了爱情的毁灭。这也正符合鲁迅先生对悲剧的定义：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宝黛爱情悲剧体现出作者对社会制度，包括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的深刻反思。这种结局表面上源于宝黛追求性灵、自由，重视真情、至性的爱情观念与贾府人重视现实功利、等级门第的世俗婚姻观念的冲突，实质上反映的是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人性在现世社会自由表达的抑制与束缚。因此，宝黛爱情悲剧便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与深刻性，它体现出作者对婚恋问题认识的深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即作者对“情”与“理”的冲突这个由来已久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用鲜活的文本实例进行了文学的表达。

明中叶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被美学家称为“反抗的浪漫主义思潮”。曹雪芹生活在18世纪中叶，已远离了这一浪漫思潮的高昂期，文艺思想也“由浪漫主义一变而为感伤主义。”^[18]但清代反理学的思潮并未低落。明末清初灿若群星的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固不必说，就以曹雪芹同时代人来说，著名理学思想家戴震也强调“理存乎欲中”。百多年来的绵绵不断的反理学思潮，一直在文艺史上留下它深深的足迹。“如果说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以‘情’为创作根本的开山之作，那么曹雪芹自称‘大旨谈情’的《红楼梦》，却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远的现实意义上描绘了‘情’对‘理’的抗争。”“曹雪芹所要‘发泄’的‘儿女之真情’，实际上就是李贽‘童心说’的更深刻的开掘和体现。它也是以赞美人的天然本性，来与封建纲常名教的‘天理’对立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