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种精神，它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对社会现实进行关注。孔子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的“怨”就是“讽刺”的意思。在这里，他讲的是《诗经》的教化作用。孔子主张的对现实有所“怨”，包含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美学范畴中，要做到“含蓄蕴藉”。就是对现实可以有所怨讽，但是要保持适当的度，要在不破坏礼仪与和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来进行。儒家侧重的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学的教化作用。

讽刺的精神走入文学有着很久的源头。在先秦寓言中，讽刺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手法了，而且还表现为明确的创作意识。庄子寓言中就有很多的讽刺，原因何在呢？因为庄子自恃天下皆浊，独我为清，没有人可以与他自己同日而语，只好用一种变形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世界的认识，所以他运用了讽刺。讽刺有真有假，既庄又谐，嬉笑怒骂，皆可成文，对表达庄子厌世混世、玩世不恭的人生观，起了很形象生动的作用。

讽刺走入小说创作始于魏晋的志人志怪小说。彼时，讽刺只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而被使用，如在志怪志人小说中，就有着大量生动的运用。之后的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中，讽刺作为一种文学手段时有运用。至明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将讽刺运用在小说创作中。在《西游记》里，我们发现吴承恩对猪八戒的好吃懒做、自作聪明，及唐僧的迂腐糊涂，总在不断地使用讽刺的笔法予以嘲笑和批判；即使对他喜欢的孙悟空，也常有诙谐滑稽之笔，让读者看了产生会心的微笑。这说明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对生活中的“阴暗面”或人性中的缺点，不再拘于传统的“严肃”表现方式，而宁愿以近于玩世不恭的态度戏之弄之，这就有点像庄子的态度。而在《金瓶梅》中，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及表现方式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张竹坡称《金瓶梅》是“一部炎凉书”，廿公称其“曲尽人间丑态”。确实，《金瓶梅》不仅以极为锋利的写实笔法再现了那个社会各种丑恶的外部现象，也以冷峻严肃的态度剖开了世人的肮脏灵魂，以尖锐的讽刺写尽了那个时代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至此，讽刺不仅成了作者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为贯穿全书的基调。

人们习惯于把《儒林外史》看作是中国讽刺小说的鼻祖。事实上，《儒林外史》之前，中国文学已经为讽刺这一艺术手段进行了无数积累与尝试，而到《金瓶梅》实则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这些努力无疑为《儒林外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此基础上，《儒林外史》进一步地把讽刺手法发展为一种讽刺意识。讽刺手法与讽刺意识的区别在于创作的意识、目的、表现手法的不同。讽刺手法追求的喜剧效果只是暂时的，只是为了博得观众一时的开心与快乐。而有意识的讽刺追求的效果不再是局部的，它是作品的全部内容，它造成的讽刺特殊气氛，决定了作品的特质。这样的区别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作者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其文学的观念。讽刺小说作品的作者无论是歌功颂德还是针贬时弊，他们都像是“入世者”，对生活还是充满希望，至少还没有绝望，所以在创作时还能保持着对生活的正常态度。所以真正具有艺术感染力的讽刺作品应该是“含泪的笑”，是讽刺作品后面隐含着的巨大的悲剧因素，是笑过之后的沉痛思索。

《儒林外史》深刻的现实主义眼光，决定了作品对讽刺的运用，其性质是批判性的、反省式的，而不是玩世不恭与嘲弄式的。关于《儒林外史》的创作态度，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功名富贵是个很严肃的题目，从古及今，受儒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无数古人做着这样的美梦，不同的只是有人实现有人破灭而已。但更多的人则是仍在这个美丽的梦中沉浮，在为实现它而做着无用功，极少有人能做梦醒后的反思。吴敬梓就是极少数中的一个。他在书中塑造了几种人，分别表现出对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再现了世人在功名富贵面前的丑态。有人没有能力得到功名富贵，却对别人的功名富贵慕之羡之，而不惜媚人下人。也有人千方百计却得不到功名，便自标清高，装成名士，到处附庸风雅，蒙骗世人。作者的主要笔墨用在这些人物身上，写他们在功名富贵面前的种种自我表演。其中表演最充分者，又数形形色色的儒者。

吴敬梓剥去了传统儒者智慧与儒雅的外衣，真实地暴露了他们与世俗社会怀揣功名富贵理想之人本质的无异，揭露了他们既世俗却又伪装的可笑小丑行径。在这样的创作目的下，讽刺无疑起到了最有力的作用。例如，书中的马二先生就露骨地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他还教导匡超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既然他们把举业看成通向功名富贵的唯一途径，就无怪乎穷经皓首，为举业而苦读终生了。但可悲的是，能如愿以偿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到头来就像倪霜峰，功名富贵没得到，却弄得“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连个谋生之道都没找到。即使像周进、范进磋砣半生，侥幸得到了功名富贵，也是心血耗尽，人格变形。范进中举而发疯不就是血淋淋的一幕吗？至于那些在举业上一帆风顺者，他们一旦由儒者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转眼间便撕去了斯文儒雅的假面具，露出凶恶的本质，堕落成与封建统治者毫无二致的贪婪之徒。《儒林外史》中的汤知县、南昌太守王惠就是这一类人。其实，无论是穷愁潦倒的破落文人倪霜峰，还是终得“正果”的周进、范进，还是汤知县、王太守，他们并无区别，在功名富贵面前他们都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问题仅仅在于，有人想得到的东西如愿以偿，有人则梦想落空。如果倪霜峰能有范进那样的命运，侥幸为周进所看中而成就了举业，他同样会受到富豪乡绅的尊敬，并被吹嘘为“文宿星下凡”，也同样会做出居丧期间打秋风、吃大虾元的事来。不论举业中的胜者还是败者，都无例外地成为吴敬梓的讽刺对象。既然大家在功名富贵和举业面前都是执迷不悟者，理所当然地都应该受到作者的批判，讽刺成了吴敬梓用来批判的最有力的武器。

总之，在中国古代一脉相承的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学思想传统里，讽刺文学的发展是微弱、艰难的，即使偶然流露一点讽刺的光辉，那光辉也比较淡薄。吴敬梓以洞察社会的锐利透彻的眼力，嬉笑怒骂、酣畅淋漓的文章，向旧时代的制度、道德及各种醉心利禄、虚伪无耻的人们，做了普遍的嘲弄和鞭挞，在中国文学史上初次树起古典讽刺文学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