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与生活见面，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者尽量不对人物做评论，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角度，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在薛家集观音庵，让读者亲见亲闻申祥甫、夏总甲的颐指气使，摆“大人物”架式，骄人欺人，较少对人物作内心剖白，只是客观地提供人物的言谈举止，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和体味。又如作者只写“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幷没有剖白周进内心活动，人们却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内心感受。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如西湖边假名士的聚会，主要通过匡超人这个“外来者”的新鲜感受，看到这些斗方名士的名利之心和冒充风雅的丑态。

《儒林外史》的作者“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方法，他宁愿退居幕后，对作品人物只作旁观式的记录。他的镜头基本上只从一个角度对着作品人物，并随着主人公的动作和思维轨迹，作特写式的扫描。事件的起因和结局，人物的来龙去脉，全由主人公自己去完成，少由作者评说。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但见’‘原来’‘看官听说’之类引起评介文字的传统套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作品角色直接步入读者的视野，而不需要‘说书人’作介绍。”^[15]如夏总甲的出场：“正说着，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两只红眼边，一付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严贡生的亮相：“吃了一回，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方巾阔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胡子。”同样是人物肖像描写，因为中间没夹着个“说书人”，是由读者直接看出来的，所以便显得格外真实。《儒林外史》中的讽刺那么犀利而深刻，与作者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叙事方式是有直接关系的。

《儒林外史》第三人称的客观叙事方法，历来为评论家所激赏。第四回严贡生正向张静斋与范进吹嘘自己如何为人率真一段，卧评批曰：“张静斋劝堆牛肉一段，偏偏说出刘老先生一则故事，席间宾主三人侃侃而谈，毫无愧怍，阅者不问而如此三人为极不通之品。此是作者绘风绘水手段，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所谓“是非自见”就是让读者自己根据作品的客观描写去分辨美丑善恶，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由作者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读者。鲁迅先生曾评《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他指的也是这种笔法。中国古代小说由于受到“文以载道”及说书艺术的影响，作者不但时时以说书人身份介入故事，进行政治的、道德的说教，而且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创作意图通过带倾向性的描写反映到作品人物的性格塑造之中。《儒林外史》的一大特点是作者能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对笔下的人物只以白描手法显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加以主观评论，也不在修辞上过分夸张而强化主观倾向。这种写作角度由主观向客观的转化，表面上看作者的责任似乎少了，实际上对作者的要求更高了。它不但要求作者有更深刻的思想和观察力，而且要求作者像哑剧演员那样能用无言的“声音”传达信息，感染读者，实际上它需要更高的技巧。《儒林外史》对第三人称隐身叙事方法的熟练运用，是小说创作在艺术上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儒林外史》在文本叙事时间、空间、结构与视角方面创造性的发挥，为长篇白话小说树立了很高的规范。《儒林外史》对民国白话语体文运动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敬梓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