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通过不同地域空间的转换，勾勒出社会的世情百态。《儒林外史》叙事时间的大跨度移位，为大幅度的叙事空间建构提供了便利。从地域空间来看，叙事中出现两大地域空间的转移，也即从帝都北京到旧都南京。除此之外，《儒林外史》还创造了极为广袤的故事空间，在北至北京、南到广东、西至川贵、东到江浙的广大地区中都有作者笔力驰骋的痕迹。《儒林外史》的故事地点转换之频繁也是中国小说所罕见的，它的每一回都很难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作者更注重对这些地方的人文景观的描绘。如江浙地区是大批文人的集散地：湖州名士多虚妄，杭州名士多酸气，南京则有一股不同凡响的大气度，接纳来自各方的各色人物。而远离江浙的地方，环境则相当险恶：郭孝子寻亲路经的川陕地区，不是出现猛虎，就是出现恶人，汤镇台镇守的贵州有苗民“闹事”，就连山东也让庄绍光经历了有惊无险的磨难，北京则充满了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给人以“旦夕祸福”之感。

《儒林外史》通过人物的空间移动，表现人生在时空中匆匆过客的独特体验。《儒林外史》中人物多带漂泊感，仿佛他们是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旋转中的匆匆过客。这种空间转换以江淮地区为中心而及于东西南北。文本没有在一个城市或县份逗留三回以上不作转移的，四十三回的主体部分空间转移达到四十次之多。空间转移的中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北京阶段和南京阶段，中间还存在一个小小的过渡，临时中心在嘉兴和杭州。在如此频繁的空间转换中，《儒林外史》中人物总是在“离乡”与“归乡”之间徘徊，故乡成为这些人物心中既向往又逃离的空间，他们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比如，杜少卿所在的天长县，有许多人在时时刻刻算计着如何侵吞他的财产，王胡子、张俊民、臧荼甚至包括远道慕名而来的鲍廷玺等这些人，在算计完他的财产之后，一个个作鸟兽散，只留下昔日热闹如今冷清的杜府。杜少卿只得把自己住的房子并与本家，要到南京去住。此亦为吴敬梓本人遭际之再现。杜少卿匆匆逃离故乡，来到精神故乡的南京。在那里杜少卿可以率性而为，夫妇游山，交结朋友，闲适自在地生活，但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礼仪之邦”也是鱼龙混杂，真儒名贤与“戏子”“名士”并存，道士和尚与侠客武夫齐在的处所了。

《儒林外史》在空间叙事上，针对不同的地域，寄寓了不同的文化涵义。全书两大地域中心北京和南京，各自承担了不同的象征意蕴。北京当时是官场的中心，小说里承担着腐败与衰退的意味。小说第三十五回“圣天子求贤问道，庄征君辞爵还家”写到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作者选择南京和北京两地展开情节的良苦用心，对于庄绍光作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庄绍光的行为和话语其实代表了儒道合一知识分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鉴于当时形势，聪明的他已预见自己将“独善其身”。在北京，庄绍光遇上了大学士太保公，而一旦庄绍光拒绝太保的“美意”，太保则向皇帝进谗言，诋毁庄绍光。小人当道，在封建社会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皇帝也只不过“叹息了一番”，便放弃了一个王佐之才。庄绍光的失意，象征着国家的衰败，真正有才华的人不被赏识，这是一个文人遭厄运的时代。在吴敬梓的设计中，文人荟萃的南京则是真假儒生、真假名士的精神家园和表演的舞台。南京作为全书叙事空间的焦点，是通过一系列的铺垫而推至前台的。作者极写元武湖的优美景色，和南京的壮观气势，暗含了作者对作为官场权力中心的北京的否定。对南京景色，作者是用正面的眼光去展示它的旧都气派和六朝风流的。可见，南京作为一个斯文旧都，还是有人讲究文行出处的，与北京作为一个八股取士的帝都互相对峙而存在，从而构成小说叙事空间的南北互异的双焦点。

《儒林外史》在叙事空间构建上，巧妙地安排不同地点组织起庞大的叙事。小说存在三处富有代表性的叙事空间节点，也即莺脰湖、莫愁湖、泰伯祠。作者紧紧围绕这三处叙事空间中发生的大宴名士、高会以及祭主这三件事情，不仅巧妙合理地将一批又一批儒林人物的出场安排穿插在其叙事当中，还将聚散离合于这三处叙事空间的诸多人物所经历的其他事情一同串联起来，共同构成整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发展的主体。虽然贵公子娄三、娄四对“帝都情结”主导下的八股取士带有叛逆性思考，但二位娄公子并没有找到精神归依。第十三回写到其主持的莺脰湖大会，简直就充满讽刺性的意味。看看聚会上的人，有所谓的侠客张铁臂，实则是会行坑蒙拐骗的贼盗；有古风古貌的杨执中，但也有小人嘴脸、怪模怪样的权勿用；有潇洒翩翩的书生公子，但也有愚蠢至极、混吃混喝的陈和甫等人。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可谓鱼龙混杂，再加以胜会的美名，实在可见当时儒林人事的衰朽不堪，极具讽刺意义。到了第三十回写到“爱少俊访友神乐观，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又以杜慎卿为中心，塑造出了一大批新的名士，如季苇萧、郭铁笔、萧金铉，他们是数批儒林士人中最有声色的一代，他们在胜会中尽情抒发名士风流，而南京俨然成了他们展现名士风雅精神的绝佳舞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物当中有些人最终还是找到了可依靠的精神故乡。此后的第三十七回便是泰伯祠大祭了，这是全书的最大事件和高潮，是俯瞰全书的高峰，几乎所有儒林人物在其中均得以出场表现。这个情节“是掌握全书艺术构思的枢纽，也是在这里，把全书的主导思想—原始儒家的思想表现得最显豁”^[9]。从虞育德主祭泰伯祠到“诸贤”纷纷离去再到王玉辉前来“瞻拜”，先前修建得齐整伟岸的泰伯祠已经积满灰尘，这暗示作者的“礼乐”理想幻灭。

《儒林外史》独特的叙事结构，是对传统章回小说结构的重要突破，而这种突破当归功于运用了严密而有意味的叙事时空建构艺术。当然，在叙事时空的巧妙构建下，作品中时世人事的盛衰兴亡、悲喜沉浮也得到史诗式、全景式地展现，这恰契合着《儒林外史》的“慕史”倾向，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