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小说主要依靠表现时间流中的人生经验，或者说侧重在时间流中展现人生的履历。因此，一部小说文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充满动态的过程，亦即人生许多经验的拼接。对《儒林外史》而言，由于其本身缺乏贯穿始终的核心情节与核心人物，因此，它对于叙事时间的把握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演绎和推进作品人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吴敬梓正是通过运用这种叙事手段，最终联结成《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在叙事时间上跨度长达百年之久，在百年时空里构建出巨大的时空涵括与深刻的历史反思。《儒林外史》既然以“史”名篇，自然在叙事时间上体现其“慕史”的倾向。具体而言，《儒林外史》的作者比照以帝王年号纪年的历史时间为次序，煞有介事地标明了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也就是说从第一回的元朝末年写起，随后是第二回的明代成化末年（1487年），接下来是第二十四回的嘉靖十六年（1531年）十月，再到第三十五回的嘉靖三十五年（1550年）十月，最后以第五十五回的万历二十三年（1596年）收束作结。如果将小说开头部分借助王冕故事“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的内容去掉，整个故事叙事时间恰好是 108年。在这段叙事时间内，作者以其严密的时间逻辑思维，巧妙推进作品的主体叙事时间的纵深发展，深刻地表现出一种世事时运兴衰交替、人物命运沉浮更变的人世历程。他“把一大群秀才（还有少量进士、翰林）和名士放逐到百年流浪的旷野上。《儒林外史》主体部分，描写了明朝成化末年（1487年）到嘉靖末年（1566年）这八十年间的四代儒林士人。第一代是生活在成化末年的周进、范进，以及年岁略小的严贡生、严监生，他们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热衷者和社会基础，爬上去的精神已被蛀空，没有爬上去的精神也塞满了贪婪、势利、悭吝。第二代是活动在正德末年和嘉靖前期的相国公子娄捧、娄攒，以及制艺选家马纯上。贵介公子已对八股举业满腹牢骚，借礼遇假名士来表示他们的离心倾回；寒酸的选家还要靠举业谋取饭碗，甚至歪解孔夫子来阐明文统；但是比他们年轻得多的匡超人、牛浦郎已经借举业和名士头衔进行坑蒙拐骗，宣告这些行当的道德破产了。第三代是生活于嘉靖后期的杜慎卿、杜少卿，以及余特、余持兄弟。他们是这几代士人中最有声色的一代，或者在梨园选美胜会中抒发名士风流，或者与年纪略大的虞博士、庄绍光祭祀古贤，追求与八股取士制度相对立的礼乐理想，但是他们中的多数都在势利的风俗中离乡别井了。第四代是生活在嘉靖末年的陈木南，以及比他略早的汤由、汤实。他们实在是一蟹不如一蟹，已用仪征丰家巷妓院和南京十二楼教坊取代了杜少卿们的先贤祠，向妓女谈论科场和名士风流了。”^[8]吴敬梓通过对四代人的人生整体观照，来表现一代文人的厄运。这样的时空建构方式，具有广阔的涵概性。这样观照人生而得出来的结论，无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这“百年”的时间构架下，抒发着作者对社会人生深沉的理性思考。楔子部分借王冕之口写出了八股取士制度给士人带来的危害：“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看得轻了。”也就是说，“一代文人有厄”的沉痛话题是通过王冕之口以预叙的叙事方式体现出来的。随之而来的是以儒士为核心的世界里，到处充满了生存危机，每个人似乎都“痰”迷心窍，竞相奔走在“功名富贵”的不归之路上，接连传递出有关死亡的信息。

百年反思的长篇结构体制，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创造。它从丰富的层面和角度，展示了八股取士制度造成的社会情境压迫和内在心理驱力，亦刚亦柔地迫使数代士人不顾“文行出处”而追逐“功名富贵”，从而导致了精神荒谬和荒芜的人间悲喜剧。由于这种精神的荒谬和荒芜遍及士林的各个层面以及文史的各个领域，若采用几个主要人物贯串始终的结构方式，势必造成某种箭垛式的笑料集成。这里采用八十年间四代士人的结构，就显得嘲讽的层面和角度丰富，而且错落有致，分寸感非常得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