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对儒林士子的批判是显而易见的。一部作品刻画了形形色色的文人形象，其立意便是要勾勒出文人的群丑图。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小说也正是围绕功名富贵心理主宰下的文人群描绘了一幅五彩缤纷的儒林图画。在封建社会里，功名富贵历来是统治者笼络人心、招纳人才、组织统治机构、维护巩固统治的一块金字招牌，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金钱对人心的腐蚀进一步加剧，一直把读书科举奉为人生道路的文人自然也不能逃此例外。《儒林外史》以锐利的眼光，描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金钱导致的文人心灵畸变。传统的道德大多已成口头虚伪的标榜，道貌岸然仁义君子的背后，是人性的扭曲与堕落。在名利的诱惑下，传统的礼仪与道德已然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

《儒林外史》以藐视名利的淡泊精神，通过儒林士子对功名富贵的不同心理来揭露与批判他们在八股科举中形成的扭曲人生观。一些在科举考场上屡遭败北而至死不悟的腐儒，他们对功名富贵崇拜得五体投地，贪婪得落魂失魄。如周进、范进就是如此。他们在中举和中进士之前饱尝了科举考试所带来的精神上、生活上的种种痛苦，思想滞钝而贪欲不止。周进为了弄碗饭吃，在薛家集当私塾先生，先是遭到秀才梅玖的挖苦嘲笑，羞得脸上红一块紫一块；后是受到举人王惠的蔑视，将他吃尽的堆在桌上的鸡鸭骨头、鱼刺瓜壳昏头昏脑地扫了半个早晨，连一声气也不敢出。然而，当王惠同他谈起自己考八股文鬼神相助的鬼话时，他又听得如痴如迷，羡慕不已。失去了教书的饭碗后给商人记账，来到贡院，竟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待众商人救醒，他又哭哭啼啼，遍地打滚，口吐鲜血。众商人见他可怜愿意出钱帮他买个监生，他感激得趴在地上磕头，称他们为再生父母，来世变驴变马也要报答他们。范进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多次受到岳父胡屠父的辱骂。他来到考场，穿着一身破烂的麻布衣，冻得直打哆嗦。中举的消息传来后，他高兴得疯了。撕开这二人的外表，便会发现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强烈的功名占有欲。是这种欲望驱使他们去拼搏考场，去承受种种耻辱和痛苦。在他们的人生观中，只有中了举人、进士，才能有出头之日，才能扬眉吐气地做人，大块吃鸡，大把吃鱼，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自身的人格、自我的价值才能得到闪现发光。荣与辱、富与穷、苦与乐，皆由它维系着，决定着。所以，即使年再老，家再穷，也要拼命一搏。而当这些不能得到，或得到太突然的时候，长期积储在胸的压抑、悲伤便潮水般涌来，使他们丧魂落魄，演出了发疯的悲剧。这就告诉我们，以功名富贵为诱饵的八股取士，其害人之深，比起秦始皇的坑儒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林外史》对那些科场失意但仍旧念念不忘功名的虚伪文人的丑恶嘴脸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对他们变相索取名利的行为进行了深刻批判。一些在科举考试中败下阵的斗方之士、墨选之客，虽然不再举业，参与科场争名逐利，但骨子里对这两种东西还是艳羡不已。这些人有闲居乡下者，有盘旋城镇者，有竹帐、行医、开头巾店、在盐务上担任职务者。然而他们一无经营之才，二无守己之操，从不想干点正经事，每日手拿书本或斗方子，四处闲游，入茶馆，上酒楼，或互相吹捧，或拟题限韵做诗，显得志满意得，心胸淡然。但当他们讨论做进士、名士谁好时，便暴露了他们隐藏的内心世界。浦墨清说：“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这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指赵雪斋）自己心里不快活的是差一个进士。”他们对科场一直眷念不忘，对功名富贵一直铭刻心骨，表面上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其心里终因差一个进士而不能快活开来。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后代。然而，当这些终不能得到时，只好装出一副清高的模样，以作诗来猎取名望，以吹捧来抬高身价，企望得到权贵的赏识，讨点残羹残饭来弥补科场失意所造成的精神物质上的损失。这是对名利的变相索取。吴敬梓的刻画，准确地捕捉到了他们传统道德操守的丧失，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名利充斥的世界，他们的人生方式是一种功利化的方式。

透过八股科举对文人的毒害，《儒林外史》看到了这一制度对社会的破坏性，犀利地描绘出儒士生存的负面价值，批判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吴敬梓以自己仁政爱民的思想，通过儒林士子在仕途或社会上的所作所为来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指责八股取士最终造就的是一群害政害民的社会蟊贼。小说描写了一批在科举考试中爬上去的官吏或在乡下做乡绅的士子的种种劣迹。万青云系已革生员，是浙江都察院通缉在逃的要犯，又是一位招摇撞骗的假中书。来到南京，成了高翰林、秦中书、施御史家中的座上宾，后来被江宁县差一根链子锁了去。为了不牵连自己，让万青云蒙混过关，这三个朝官勾结在一起，或出钱，或串联，或经手操办，竟把万青云弄成了真中书。王惠晚年中进士，由工部主事补授南昌知府。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婪之训，一上任就查账打人，搜索金银，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没有不怕他的。上司对此不但不追究，还说他是“江西第一能人”，把他升为道台。吴敬梓以他的仁政德治的儒学思想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谴责。他清醒地看到八股考试对儒林的毒害，这样的制度使一大批爬上去的士子失去了为人的根本德行与品性，他们拼命往上爬的目的就是为了功名富贵，所以一旦爬上去后就不择手段地大干伤天害理之事，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声望、利益与生命，他们是一群真正利欲熏心的小人。由于他们是怀着这种强烈的功利目的参加科举考试的，所以对《四书》《五经》所讲的礼乐教化、仁政德治、人伦品德根本无法领会和接受。考场上替圣贤立言，实是诳世之谈，欺人之论，内心根本不懂圣人旨意，不明礼乐教化、仁政德治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不懂人伦品德在安身立命中的好处。因此，他们日常读圣贤之书，全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改造自我，修养品行。八股取士将这样一些小人选拔录用来管理朝务或地方政事，或让他们回到乡下当乡绅，只能使他们成为乱政害民的魔鬼。

《儒林外史》通过现世儒生丧失儒家“文行出处”的涵养来揭露他们精神世界的空洞与人性的失却，深刻批判了八股科举对文人的戕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八股科举文化实际是一种势利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染下，儒林士子沾上了恶劣的势利气息。他们审察人世，断定荣辱，神经中枢只充斥着“势利”二字。因此，他们一面拼命抬高八股举业的地位，如高翰林吹嘘的那样：“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棒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于是，大家削尖脑袋往里钻；一面对那些中了进士获得高官的权势之士更是羡慕之至。如季苇萧奉厉公之命到五河县调查一件事，因替杜慎卿捎信给虞华轩，便最先来到虞家。对此，乡绅唐二棒椎先是极力否认来者是厉公府的人，其理由是：“太尊同虞华轩不密迩，同太尊密迩的是彭老三、方老六。若他是太尊府的人，先该到彭方二家，绝不会先到虞家。”后虞华轩告诉来者是季苇萧，他又马上否定，理由又是：“他既是名士，京里一定在翰林院衙里走动，况且天长杜慎老同彭老四是一个人，岂有他出京来，带了杜慎老的书信给你，不带彭老四的书子给他家的？”唐二棒椎如此吹捧彭家，就是因为彭家出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所以他便把这作为推论的前提，推出了一个极为荒唐可笑的结论。可见，“势利”二字在这类乡绅心目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他们戴上这副有色眼镜去判断事物，是非、善恶、美丑、荣辱都混淆莫辨。他们恬不知耻地为彭方二家鸣噪鼓吹，其结果是抬高了二家的地位，使一些势利小民尾随其后，摇旗呐喊，形成一种恶劣的世风。又如虞华轩是个经史子集无一不知，兵、农、礼、乐无一不晓，既会写古文，又会作诗赋的大学问家，然因他不慕举业，所以五河的人总不许他开口。在他们眼里，中进士、入翰林才是人世最值得尊奉的事。至于什么品行、学问都是嗤之以鼻的。只有彭乡绅才是五河之秀，值得奉承吹捧。五河势利熏心是八股科举文化严重熏染玷污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儒林士子身居其中深受其害而不知醒悟自解。

吴敬梓以儒家的“文行出处”作为一种参照，一根准绳，对儒林士子的种种文化劣迹进行了严格的审核透视，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们猥琐浅薄的原形，以昭示天下，警戒世人：八股取士实行的是一种愚昧无知的文化毒害，它会导致人丧失人性，价值观扭曲，是一种反动的、腐朽的制度，是与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与思想精神背道而驰的。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作为18世纪进步的思想家，通过不与制度合作、不与传统合流的方式深刻揭露了明季以来八股科举制度的反动与畸形。这样的制度助长了程朱理学对人心的毒害，深深地玷污了文人的灵魂，对维系社会文化的文道士的品行造成了严重腐蚀。除了暴露与批判以外，吴敬梓还用理想化的笔触为即将倾颓的社会开出了药方，虽然今天看来，还显得较为稚嫩，但作为敢于担当，有社会责任感，而又身处其时代的文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巨大进步了。《儒林外史》诞生在前清，它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于晚清民主思想的启蒙，都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