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批判，是开宗明义的。在作品一开头，作者就借王冕之口批评明太祖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的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这里我们需要解释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当时科举制度奉行的“八股文”？

八股取士制度是中国从隋唐以来建立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发展到明清时期的特殊产物。在隋唐以前，古代中国选拔人才也多有创举。先秦时期，社会已经提出了“用人唯贤”的主张，但没有制度来加以保证。汉代开始的“选举”制度，是由公卿及郡太守选拔可任官吏的人才，向皇帝举荐，以备任用，所以称为“选举”。汉代选拔人才，有方正、贤良、孝廉、孝弟力田、文学、明经、秀才等科，有时皇帝也对这些人进行“策问”，含有考试的作用，被问的人所作“对策”也相当于答卷。但因由高级官吏荐举考试不严格，以致弊病丛生。直到隋唐时代，才开始了分科考试的科举制度。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代取士科日，“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唐代进士考试以诗赋为主，因为诗赋是文化课，学习诗赋，必须博览群书，创作诗赋需要创造性思维，考生不得不博览群书，也直接促进了文化和文学的发达。宋代变“诗赋取士”为“经义取士”，《宋史·选举志》记载：“于是改法，罢诗赋……士各专治《易》《诗》《书》《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宋金对峙时，经义取士的政策加上程朱理学的配合，使得文人知识分子从幼年就束缚在程朱理学的教条里面，导致文化日趋衰落。元朝建立以后，很长时间里取消了科举制度，到元仁宗时方恢复。当时的科举政策据《元史·选举志》记载：“举少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规定必须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可见，元代的科举政策进一步限制了考试的范围，强化了程朱理学对社会的主导与控制。明朝继续采取了元代的文化专制政策。据《明史·选举志》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4]“八股”是就其文章格式而言，亦即把试卷固定为八段，以便评阅时省力；其解经标准则为程朱注释，以便把知识分子的思维束缚在更加狭小的圈子里面。对于八股制艺的结构方式，清人说过：“昔人论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题端，反此作题势，正以还题位，推以阐题蕴。”^[5]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背离了封建社会倚重的儒家文化。孔子的儒家教育思想是“文行”并重，讲究知识与实践并重。宋朝“经义取士”，是从儒家经典中选出一段文字，让考生解释其意义，这已经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狭窄的儒家思想里去了。而八股文在经典中断章取义，摘取一句、两句来出题，甚至还出截搭题，全不是经典原来面目，让考生挖空心思去做文字游戏，与儒家经典毫无关系，完全没有了“文行”并重的内容。八股文标榜解释经典，“代圣贤立言”，实际上是肢解儒家经典语言，抽去儒家“文行”并重的核心思想，败坏了真正的儒家文化。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下，明清的知识分子只能读“八股文”而不问其他。如果读“八股”以外的书籍，就会被认为是“杂览”而遭到训斥。明清的很多文人，从童生直到进士，甚至通过获得进士身份而做了朝中高官的人们，他们无“文”无“行”，都是八股取士制度使然。因为八股文本身既不是真正的文章，又不是“文行”并重的儒家文化本来面目，而仅仅是读书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要谋求功名富贵者都必须精研八股，放弃其他方面的学习。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清醒地认识到了八股取士制度对社会的危害与对人心灵的摧残。他通过塑造大批儒林中的文人形象对明清以来奉行的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受前清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影响，吴敬梓反对无益于现实政治的八股教育。在吴敬梓笔下，文人通过八股取士制度一旦取得功名，当朝执政以后，则只知网罗党羽，扩大势力，排挤异己，谋固权位。如作品中所写的大学士太保公要庄绍光拜他为师，否则不能重用，庄绍光不同意，就被放归故里。他们守卫地方“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件件都是虚应故事”。从作者这样的描绘中，可以看出，吴敬梓认识到八股取士不能造就有益于封建政治的人才，只是培养了一批败坏政事的官僚。

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四书”“五经”“八股文”，吴敬梓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当时的大学者顾炎武就曾在《日知录》中认为八股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吴敬梓通过迟衡山这个人物之口对八股举业加以全盘否定，说：“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作品里所写的广东学道大人周进初看范进考卷时的情状很好地为此做了注脚，这位大人初看后不知“说的是些什么话”，及至看到第三遍，居然推许为“天地间之至文”，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马二先生，学习多年也没有“揣摩”出八股文的“法则”。但当时士人却终生钻研这个“无凭”的东西，把“揣摩”二字当作“举业的金针”。

对于八股科举考试繁琐的考试程序与腐败的考风，吴敬梓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作品描写从府县试到乡院试，考场一片糟乱，向鼎主持安庆府七学童生之试，考场中“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周进主持广东院试时，试卷尚未收齐即将魏好古取为秀才第二十名。范进主持山东院试，只因梅玖冒认是周进门生，虽然成绩低劣应“照例责罚”，但由于周进也是范进的恩师，就因而循情饶过。乡试的情况也同样乌烟瘴气，南京乡试时摇旗放炮、焚纸烧钱、呼冤唤鬼，但贡院明远楼上高悬的楹联说什么“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遗”，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对考生和主考官员的众生态，吴敬梓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从而更深层地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的种种弊端与黑暗。作品写考生考前猜测“今年该是个什么表题”，应考时，即使“解怀脱脚，认真搜检”，依然有人携夹带；甚至“一字不通”的金跃，花了五百两银子请人代考。这对于官方所吹嘘的“隆学校以端士习”，真是意味无穷的讽刺。而那些主考官们标榜自己敦品积学、课吏荐贤，实则买卖关节，拘私录取。安徽学道主考庐州，三百两银子卖一名秀才科名。范进参加会试前，他的座师周进替他“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及至范进中了进士，做了山东学道，周进就要他提携自己过去的学生荀玖，他们就是这样进行利益交换、“互利互惠”地谋取利禄的。

总而言之，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他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千奇百怪的科场怪象，对八股科举进行了各个侧面的解剖、嘲讽和抨击，同时暴露和谴责了它的隐秘的黑暗。虽然明代以来已有一些小说作品触及到这一制度的病态，如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岭的《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但是它们都是短篇作品，它们所揭露的八股科举的某一侧面，虽然也不乏精彩的描写和深刻的批判，然而都不及吴敬梓以他的长篇巨制《儒林外史》对那个时代的重大的“时弊”之一的八股科举制度，做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