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产生于清代乾隆初年，也即18世纪40年代。这个时期，维系了中国社会近两千年的封建体系，已经走向了末日，作为这一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文化、制度均显出难以为继的迹象。《儒林外史》的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社会发展的这一动态，通过塑造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儒士的形象，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导致社会变化的内在原因，并对传统与现实进行了犀利的批判。

《儒林外史》对于传统与现实的批判，是对作品由来已久解读而形成的认识。吴敬梓友人程晋芳，在吴敬梓身后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说这部小说“穷极文士情态”，在《怀人诗》中亦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2]天目山樵在识语中对程说还有进一步阐述：“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姐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而民国时期鲁迅在论及《儒林外史》时也评价作者：“秉持公心，指谴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3]《儒林外史》对传统与现实的关照，其讽刺与批判是其主调，这一点，当是确定无疑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来分析，《儒林外史》是如何对传统与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它的着眼点在哪儿，它又是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实现了其讽刺与批判的目的，这就需要对作品进行细致分析后分层来论述了。作为以儒生群体为刻画对象的小说作品，首先可以肯定地说，《儒林外史》对延续一千余年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相关联的，是被日渐歪曲了的儒学。吴敬梓对于正统儒学经宋代而发展为程朱理学，进而成为束缚文人仕进的枷锁，痛心疾首，作品也对此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与科举僵化的体制相伴随的，是儒林人士人性与品德的堕落，传统的儒家礼教业已成为口头的虚伪教条，这也同样引起了作者的思考与批判。所以我们试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进行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