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林外史》的作者、成书与版本‖

《儒林外史》为清代前期文人吴敬梓所著。关于吴敬梓，现存文献资料对其有详细的记述。吴敬梓（1710—1754年），字敏轩，又字文木，安徽全椒人，著作有《儒林外史》和《文木山房集》等。吴敬梓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均进士及第，当时的名公巨卿多有拜其门下学习的。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赣榆任所。他年少时即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他学习认真刻苦，头脑聪颖，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学业根基。自幼失去母爱，对他的心灵损伤极大。从此，他再也“不随群儿作嬉戏”，而是“屏居一室如僧庵”，沉浸到诗词歌赋中去，“从兹便堕绮语障，吐丝自缚真如蚕”。吴敬梓十八岁时，他的生父吴雯延病故，二十三岁时，嗣父吴霖起病故。从少年到青年的十年中，他接二连三地失去母亲、生父和嗣父，这对他的刺激是极为激烈的。但还不止于此，隔了没几年，也就是吴敬梓二十八九岁时，他的妻子陶氏又病故。

吴敬梓的个人遭遇极为不幸，在家族中也没有任何温暖，甚至还不断地遇到不愉快的事。在那些不愉快的事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财产的再分配，也就是瓜分遗产问题。从他的一生来看，早年析产，中年夺产，晚年产尽，由富实之家降为小康，再坠入贫困。吴敬梓童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析产”的阴影中。特别是在他出嗣给吴旦的独子霖起为子后，就成为长房长孙即大宗的宗子。在他的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谢世以后，遗产之争爆发。在这场争夺遗产的纠纷中，叔伯和族兄弟的步步进逼，引起了吴敬梓极大的愤慨。经过这次遗产之争，吴敬梓的财产果然被族人侵夺去不少，但他仍然保留了相当可观的一份，“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但是，由于他“素不习治生”，又“遇贫即施”，再加上“偕文士辈往还”，过着“倾酒歌呼穷日夜”的生活，“不数年而产尽矣”。到了晚年，就坠入极为困顿的境地，以致“人不知故向者贵公子也”（顾云《盋山志》卷四）。

在科举考试上，吴敬梓的遭遇也极为不幸。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八岁时吴敬梓进学成为秀才，此后却屡试不中。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二十九岁的吴敬梓又在滁州参加秀才的科考，由于“文章大好人大怪”，险未被录取，后及时反省，被录为第一名。但之后参加乡试，又再次失利。对十几年来的老秀才生涯，他感到极大的厌倦。乾隆元年（1736年）再次举行博学鸿辞科试，江宁训导唐时琳将吴敬梓推荐给上江督学郑江，再由郑江推荐给安徽巡抚赵国麟。吴敬梓也就怀着感激的心情参加了学院、抚院、督院的三级考试。归来后，“消渴”病再次发作，无法赴京参加廷试，

吴敬梓中年时期，由于家产的日益消蚀，也由于对族人的厌恶与日俱增，他离开故乡，移居南京。三十三岁时，吴敬梓怀着决绝感情离开了全椒，正式移居南京秦淮河畔的“秦淮水亭”，后来还自称为“秦淮寓客”。在南京，他与友人诗酒唱酬，赴安庆参加考试，修复先贤祠，更把他的财产大部分花去，因而到了晚年，生活极为困顿，有时甚至无米下锅，他就卖书来买米；冬天屋里寒冷，他就邀约朋友一起绕城散步，称之为“暖足”。在如此困顿的境遇下，他有时不得不出门作客，寄人篱下。

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广泛交游，与当时的江宁府知府卢见曾相处较好。卢身为吴敬梓的父母官，非常赏识吴敬梓的才华与品德，所以对他十分友好。吴敬梓晚年一再出游真州、扬州、淮安，主要就是去投靠卢见曾。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1754年12月11日），吴烺（吴敬梓长子）的同年、诗人王又曾从北京南下，舟停扬州，上岸拜会吴敬梓。当天黄昏，吴敬梓又去舟中回拜，两人畅谈，极为相得。归来之后，吴敬梓还自己解衣上床，但不到一顿饭时间，痰涌不绝，家人连药物也来不及投用，一代文豪就与世长辞！吴敬梓死时，家无余资，好友卢见曾慨然承担一切丧葬费用。

《儒林外史》成书的时间，据吴敬梓好友程晋芳写于戊辰、庚午间的《怀人诗》记述，大约在1748至1750年间。吴敬梓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部讽刺自身所处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作品？这固然与其个人的科举遭遇密切相关，但其深层的创作动因，恐怕与他反对宋代以来流行的理学的个性有关。

吴敬梓出身于科举世家，本人也是八股制艺的高手、程朱理学的尊奉者。至少在其移家南京之前，他还是沉浸在理学之中，极力走科举仕途之路，甚至为了博取功名，不惜跪地乞录。在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前，他并没有明确的反理学思想。吴敬梓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主要缘于自身生活的变化。三十三岁时，家庭的败落和科举仕途的失意，使吴敬梓具有了一些挫败感，再加上乡人对其败家的歧视和指责，吴敬梓举家迁到南京。南京是当时南方的学术中心，思想极其活跃，又远离北京政治中心，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反理学思想相对浓厚。在这里，吴敬梓接受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并逐渐受其影响。新旧思想的碰撞，使吴敬梓对自己以往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个反思的参照。他对科举制度和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有了新的认识，自己的思想也逐渐改变，最后脱离了程朱理学的桎梏，走上了政治批判的道路。

吴敬梓移家南京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交游范围的扩大，特别是通过和程廷祚的交往，使他了解并接受了颜李学派的思想，继承了颜李学派的反理学精神。吴敬梓和当时许多学者一样，自觉扛起了反理学的大旗。在这种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之下，除了以“治经”这种方式批判理学以外，吴敬梓还开始了《儒林外史》的创作，试图通过文学创作形式，也即以传统的文以载道形式来表述自己的反理学思想。因此，他借助于自己所熟悉的素材，用反理学这一条明确的思想线索统摄全篇，构成了《儒林外史》那种严谨、独特而又和谐统一的连环短篇结构，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描下了浓重的一笔。

现所见最早刻本是三种嘉庆本：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艺古堂本和清江浦注礼阁本，都是五十六回，北京图书馆均收藏。经仔细校勘后研究，此三本实同源于一版，称为“卧版”，它们只是卧版的不同版次而已，版框、行格、页码都完全相同，连卷首闲斋老人序的字迹、行款都一模一样，仅仅是内封上的版主和刊刻年代经修补做了更动。

据金和《儒林外史跋》中记述：“全椒金棕亭杨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卧本之前，最早的刻本当为金本，只惜此本未能保存下来。

嘉庆、咸丰年间，出现封面剪贴有“文恭公阅本儒林外史”大字题签的手抄本。“文恭公”是潘世恩的谥号，世恩字槐堂，号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进士，授修撰，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晋太傅，历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直枢廷几三十年，好刻书，有《潘刻五种》等行世，咸丰四年（1854年）卒，终年八十六岁。该本抄本回目、评语与卧版三本全同，卧版所缺第四十二至四十四、五十三至五十五各回评语，抄本亦缺。从一些明显迹象看出，抄本所依据的是卧版。

同治八年（1869年）出现“群玉斋活字板”摆印本，书后附有金和于同年十月写的跋。在《儒林外史评》里，天目山樵光绪三年识语也说：“此书乱后传本颇寥寥，苏州书局用聚珍板印行，薛慰农观察复属金亚饱文学为之跋。”这个版本字大清晰，是当时很流行的版本。

光绪七年（1881年）出现刊印本“天目山樵评语本”。天目山樵是张文虎的笔名，他是《儒林外史》的爱好者和著名评点者。他评点《儒林外史》从同治年间就开始了，光绪三年嘉平小寒写的识语说：“予评是书凡四脱稿矣。”此后，光绪五年至七年又几次写了识语，真可谓乐此而不疲。天目山樵评语的特点，同时代人黄安谨序言曾指出是“旁见侧出，杂以诙谐”。张文虎也颇以此自得，说自己的批语“凿破混沌，添了许多刻薄”。这样的评语风格同《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相适应的。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齐省堂刊行《增订儒林外史》，五十六回，卷首增惺园退士手书的序言和“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五则。除沿印卧版的回评外又增加了大量评语：一方面在各回的书眉加了许多眉批；另一方面增添了回评，卧版原缺的部分回评都得以补全，小说的文字也做了大量的改订。此本的翻印本很多，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慎记书店石印本、民国初期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1914年上海育文书局石印本、1922年上海二思堂石印本、1924年上海大一统书局石印本和上洋海左书局石印本、1927年上洋受古书店石印本、1930年上海沈鹤记书局石印本等，流行相当广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