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人生追求和生活目标尽管有霄壤之别，但综其要，不外爱情与功名。这就造成了他们时而幻想娇妻美妾、神仙眷侣般的生活，时而又抱有兼济天下、青史留名的雄心。“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理想生活，往往成为文人孜孜以求的人生。《聊斋志异》作品中，文人自诩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但理想中的佳人与仕途却遥不可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交织碰撞，折射出文人现实人生的困境与尴尬，也反映出文人极为矛盾复杂的心理世界。

借助《聊斋志异》，蒲松龄曲折地表达了文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其中既有对功名的渴望，也有对佳人艳遇的期待，还有对社会不公的报复与惩罚。以文人为中心视角观照社会，表现文人群体的心理诉求，《聊斋志异》的叙写，烛照出了蒲松龄的时代具有共性或个性的文人心理世界。只是，文人理想的表达，因现实话语环境、伦理道德等的限制，采用了或写实或幻笔的方式，体现出明显的曲折性。

如前文所述，《聊斋志异》以书生为中心，大量叙写丽人艳遇的故事背后，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文人希求佳偶的爱情理想，内蕴更深层次的是，蒲松龄期遇知已的心理诉求。吴冬红认为，“蒲松龄对知己之情的迷恋、推崇，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屡经磨难、心灵屡遭创伤后而发出的焦渴呼唤，是对以自身为代表的普天下所有落拓文人自我价值的肯定。”^[26]蒲松龄少负才学，十九岁时即在县、府、道三级考试中取得第一，因此，在地方上树立了声名，并且得到了山东学道施闰章的赏识。但是早期的风光与人生大半光阴屡次落第形成的对比反差，实在过于强烈，因而给他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这是一般人无法体会，也无法理解的。在漫长的仕进无门的孤独、失意的人生岁月里，蒲松龄伴着青灯，独自消解着科场失意功名无着的巨痛，那是何等凄凉的景象！他在《聊斋志异》自序里描绘其时的场景为：“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斋似钵……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条瑟瑟，案冷凝冰。……凉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27]人生的失意带来的人情的冷暖，夹杂着自然的温寒，凝聚为刻骨铭心的体验。这种体验的迸发与外化，饱含着作者对理解、同情自我的知己的期待。清高自许的蒲松龄，在科场角逐中却屡次名落孙山，这种自我估价与社会的否定所形成的尖锐矛盾冲突，使得现实中无法宣泄的悲愤转化为自己苦心经营的内心幻境，以达到泄导郁懑、求取知己的目的。他要通过这些书生偶遇佳人的故事，使自己不被现实认可的价值在红颜知己身上得以确认。而这就是《聊斋志异》中大量书生红颜偶遇故事产生的根本动因。“《聊斋志异》中的情爱故事，对知己之情加以颂赞，让失意文人的价值缺失、情感缺憾得到疗救。它的成功之处不单在于作者融合了自我的经历与情感体验，也道出了中国古代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心声，从而表达了一个超越个人身世之感的具有永恒意义的普遍主题，百代之下足以引同调共鸣。”^[28]

《聊斋志异》的创作，本身即是蒲松龄个人理想遭遇现实困境以后所发生的转向表达。蒲松龄长期身陷科举考试不能自拔，他的人生选择是，要么忘记“学者立言，贵在不朽”的观念去做不堪卒读的陈旧八股文章，以博取功名利禄，要么就写自己喜爱的孤愤之书流传后世。很显然蒲松龄选择了后者，他在写作《聊斋志异》时，已有“为经典而作”的写作意识，他的自序中即流露出这样的思想。他罗列了前代历史人物，包括屈原、李贺、干宝、苏轼等，这些人物不仅在“立言”方面达到了很高成就，而且长期能坚守自我，甘守清贫寂寞，最终名垂青史。蒲松龄引他们为同道，本身即有追随效仿的动机。蒲松龄将过去的这些文人写入其“孤愤之书”的序言当中，“正代表了蒲松龄时代一些以风雅自许的文人生态，他们纠结于文人自我定位上的迷惑，既想以文章垂名后世，又不甘潦倒终生，但实在不愿以‘一宇一汗’的八股文字去博取功名利禄，这就是写作上的‘实用’与‘审美’之间的冲突，实际牵涉到文人的价值实现问题。”^[29]蒲松龄所追寻的文人价值，阐述了宋代梅尧臣、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理论的正确。以蒲松龄为代表的落魄失志的文人发愤著书，其实是自我独特存在方式的被发现。

蒲松龄一类的底层文人，无力摆脱世俗社会对他们蹂躏迫害的命运，因而不得不在污浊的世界中随波逐流。孤芳自赏的才能，无法博取现实人生的物质利益，因而显得于事无补，了无价值。在对现实的无力与无奈中，只能以神话似的思维来借助幻想虚构出一些能荡尽世间不平事的救世主：“三十年一巡阴曹，三十五年一巡阳世，两间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这是陷于绝望的文人对幻想的精神支柱所寄予的深深厚望，反映了文人应付生存困境的心力交瘁。即使《聊斋志异》中那些功成名就的文人，也大都是得到官僚、王公、阎王或龙君等当权者的照顾与帮助，才得以成功。“这种文人既痛恨权力人情，又企盼皇恩浩荡的两难心理，大都因为爱之深而恨之切。他们痛恨，不是因为觉得体制的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了不公平体制中的不利位置；他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的体制，而是想在其中谋得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所以说，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当这种心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走向极端，成为一种歇斯底里的怒吼了。”^[30]

蒲松龄及其笔下的下层文人，他们大多终生对功名与爱情痴迷不悟，现实的势利婚俗却冷漠地摧毁了他们对佳人的无限幻想，钱权浸染的黑暗官场又无情地浇灭了他们对仕途的狂热激情。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透露出失意下层文人的幻梦与悲伤，而这种情怀与忧愤也只能寄托于狐鬼花妖世界中，曲折委婉地抒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