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聊斋志异》在现实与幻想间穿梭跳跃的写法，蒲松龄在人鬼仙狐的叙写中，按照自我的设计，隐晦曲折地描画了自己理想中的世界。在他的笔下，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对理想世界的重构，是在同一个故事的时空叙述中先后完成的。这里面，有一个寒窗苦读却落寞失意的文人对现实世界中爱情、亲情、生老病死、道德、法制、伦理等诸多层面的解读，由此完整地构成了属于蒲松龄个人所有的心灵世界。

按蒲松龄的设计，他的理想世界中，有才华的文人是应该拥有功名富贵的。我们从《续黄粱》中可以看到，曾孝廉做梦也要高中科举，然后出将入相，尽享荣华。如果说文人以举业为目标是千百年来这一群体的共同道路的话，那么屡次科举失意显然强化了蒲松龄对科举入仕这一目标的心理动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会逐渐趋于渺茫，这样的心理会出现畸形扭曲的趋势。《聊斋志异》中的书生，绝大多数位卑而才高，且无一例外地对功名充满了热望，其中作者赞赏与肯定的书生，最终都高中科举，达官显贵，并拥有美满爱情，子孙成龙。比如《凤仙》的主人公刘赤水，自幼聪明颖悟，十五岁即入郡庠，因父母早亡，遂四方游荡，后来遇到凤仙，励以苦读，两年以后即在考场上一战而霸，富贵显达。同样，广平冯生在困厄中为辛十四娘所救，因此顿大充裕。又如陵阳书生朱尔旦，“性豪放，然素钝，学虽笃，尚未知名”，后经陆判官更换慧心，从此文思大进，过目不忘，当年科试即中经元。类似的故事在《聊斋志异》中比比皆是，落魄书生在现实生活中苦心追求却难以实现的目标，借助花妖狐魅的帮助却轻松地得以实现。蒲松龄借异史氏代言感慨：“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求之耳！”这不仅是蒲松龄的感慨和企盼，也是所有落魄书生、穷愁文人的感慨和企盼。狐仙鬼魅的相助固然实现了功名富贵的理想，然而那只是存在于虚构中，这样的叙写反衬了现实的残酷与无情。

蒲松龄的理想世界中，爱情的模式是贫寒多才的书生须配天姿飘逸的丽人。书生丽人相配的爱情模式源于古人的传统观念，汉代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令无数青年男女为之憧憬，至唐传奇时，小说始将其作为一种故事模式而大量使用。唐传奇作品中，《柳毅传》中的柳毅与龙女，《李娃传》中的荥阳生与李娃，《霍小玉传》中的李益与霍小玉，无一例外均为才子佳人的构建模式，后经由元明戏曲传承，至于《聊斋志异》而再放异彩，充分说明文人对于得配佳偶这一传统观念生命力的强大。《聊斋志异》所写书生多孤寂、落寞、穷愁，这符合久困书屋的文人实际形象。这些书生位卑运蹇，功名无着，受着生活的压迫和心灵孤寂感的煎熬，清夜静坐之际，孤独无聊之时，难免蠢蠢欲动、想入非非，而美丽佳人往往于此时投怀送抱，书生们无不会表现出超常的主动，将道德礼法的束缚抛之脑后，或放纵狂为，或朝暮痴想，或自荐为婿，或直接私合。“透过那些近世人俗而又颇具称羡迷醉的话语，我们不仅看到书生主人公那种被压抑感和孤寂感得以抒发、释放的迷乱、肆意和颠狂，而且也看到了作者作为和书生一样身份、一样遭际、一样境况的落魄文人那种对世俗享乐生活的渴慕，那种‘科场失意情场得意’的浪漫补偿心理，那种对‘才子佳人’结缘的梦想以及寻求精神、心理彻底松弛的目的。”^[24]而用蒲松龄的话说，“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于狐”（《青梅》），我们从中读到了寂寞的文人对于佳丽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在不受现实约束的鬼狐世界中露出变态峥嵘的面目而让人不寒而慄。但最需要阐明的是，《聊斋志异》中对于书生丽人爱情的大量叙写，是蒲松龄理想世界中文人生活至为重要的状态。

蒲松龄的理想世界中，文人是能坚守人格，宁移不屈，才德兼备的。《聊斋志异》中写到的书生，无不才华横溢，如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王子服“绝慧，十四入泮”，褚生“甚慧，过目辄了”等。作者一方面赋予了书生过人的才学，另一方面又设计了他们与自己同样悲剧的命运。他笔下的书生，很多屡试不第，对科举灰心丧气，有的从此不再赴试，但他们的身上都具有清高自洁的人格精神。他们不巴结权贵，也不向主考官行贿。如《神女》中的米生，因被诬告而失去了秀才资格，后来他两次在路上遇到一位神女。第一次神女赠予他一朵“可每百金”的珠花，并告诉他“今日学使署中，非白首可以出入者”，但他并不为之所动，而是甘守贫困，坚持读书，下定决心正大光明地去考取功名。米生第二次去参加童子试时，又一次遇到神女，神女又“赠白金二百”，让他用作“进取之资”，而米生却始终不肯用金钱去换取成功之路，坚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终于进登科第。又如《贾奉雉》中的贾奉雉，他才高名远，但屡试不中。有一位仙人指点他，让他迎合世俗文风，向向来为自己鄙夷不屑的文章学习。贾不情愿委曲求全，于是不出意料地又一次落榜了。下一次临近考试时，仙人又来面聆教导，可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仙人对其作品不满意，让他重写，于是贾奉雉“集其茸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没想到仙人却说“得之矣！”贾奉雉拒绝将此类文章带去应考。最后仙人巧施法术，竟然让他在考场上写出了那些“戏缀之文”，让他高中经魁。但贾奉雄却为此大为汗颜，以致“重衣尽湿”，终因无颜见同行而遁迹山林。米生与贾奉雉宁愿委身下尘而不愿苟从世俗的做法，体现了自古以来文人清高自守的气节与品格。蒲松龄对以二人为代表的书生形象的塑造，显然寄托着自己对文人理想人格的期待。

蒲松龄的理想世界中，邪恶、欺凌与不公最终都得到了正义力量的报复。复仇是《聊斋志异》一类鲜明的主题。这类主题中，有的是善良的受害者对残酷的施暴者的复仇。如少女商三官向殴杀其父的乡绅复仇；侠女向诬陷其父的仇主复仇；少妇庚娘向杀害公婆丈夫的江洋大盗王十八复仇；向果向杀害其兄长的庄公子复仇；田七郎替朋友向仗势欺人的恶霸和县令复仇等。除此之外，还有人、鬼、妖之间的复仇，如席方平为其父遭害愤而至阴间告状复仇。又如十岁的贾儿见母亲被狐妖所祟，用刀剁伤狐妖，用毒药酒毒死狐妖，为母亲报仇；《鸦头》中的王玫向残害母亲的亲属进行复仇等。这类复仇故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不公解决之道的幻想，且模式多为弱者向强者复仇，复仇者所面对的仇主多为凶豪、恶霸、贪官，并且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智慧与胆识。“《聊斋志异》中众多复仇篇章，反映了作者对不公平世道的抗争精神，表达了作者铲除恃强凌弱、欺压良善的恶人的强烈愿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