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聊斋志异》的悲愤寄寓

《聊斋志异》是一部寄寓悲愤的作品。蒲松龄七十六年人生的复杂心理体验，通过人鬼交杂的世界隐诲地表达而出。清代张元为蒲松龄作墓表云：“而其生平之佗傺失志，濩落郁塞，俯仰时事，悲愤感慨，又有以激发其志气，故其文章颖发苕竖，诡恢魁垒，用能绝去町畦，自成一家。而蕴结未尽，则又搜抉奇怪，著有《志异》一书。”^[14]张元认为蒲松龄的“佗傺失志，濩落郁塞”，主要源于一生科举不第。对于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来说，这样的人生无疑是有极大缺憾甚至是失败的。举业屡次不第的巨大心理落差蕴积的情绪，通过文学创作而得到宣泄，因而《聊斋志异》的文字深含寄寓。而民国时方作霖修著的《淄川县志》在“续贡生”一卷里也评价蒲松龄“悲愤感慨，自成一家言”；“重续文学”一卷评其“积日砥砺，当濩落郁塞，有以激发其志气，故其文踔厉迅速，自成一家”。^[15]《聊斋志异》为悲愤感慨之作，是几乎所有后人的一致评价。那么非写实的鬼魅狐仙的描写便绝不仅仅是游戏玄幻之笔，而是作家胸臆的寄寓。

举凡《聊斋志异》杂糅民间故事与文人情怀为一体的叙述，其中所寄寓的主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作为盛世时代落魄的文人，蒲松龄人生的痛苦主要源于科举的屡次失利，这是给他心理深层最为刻骨的投影。明清两朝盛行八股取士，将许多才华横溢的学子挡在了仕途政治的门外，而蒲松龄显然是最为典型的不幸者。这个时代，为科举所毒害而发愤笔诛的，除了《聊斋志异》之外，还有《儒林外史》与《红楼梦》。

八股科举取士制度颠倒黑白，评价不公，造成文人命运天地悬殊，《聊斋志异》描绘了一幅幅这样的人间闹剧。最为典型的如《司文郎》，写一瞎和尚鼻子有特异功能，可以从焚过稿子后的灰烬中嗅出文章的优劣。这个瞎和尚虽前世浪费过太多纸，此生就仕途不顺，但他时常能说出一些清醒的话来。榜单揭晓以后，王生落第，而余杭生高中。瞎和尚感叹道：“丫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而原来主考官就是余杭生的恩师。盲僧所说的“帘中人并鼻盲矣”，一句话把科举制度的虚伪面纱大胆揭穿了。盲僧显然是作者的代言人，他对科举的批判当然也是作者的诛伐科举的间接宣泄。苦于现实的顾忌，作者只能借他人或鬼魅代言，而在鬼魅的世界中，作者的批判的力度显然要大胆有力得多。在《三生》中，写兴于唐与千百个被黜落而死的鬼魂，聚散成群，大闹阴司，要求阎罗拘摄考官，“抉其双眼，以为不识文之报”。结果以剖腹挖心了案，“众始大快”。这样极端残酷血淋淋的复仇式描写，无疑是作者对科举制度切齿痛恨而决意复仇心理的寄寓。科举制度的迫害，给蒲松龄心理造成的伤害，由此可见一斑。

蒲松龄是个正直、良心自觉、不愿苟从世俗污浊的人。他的落魄不但源于社会制度的不公，而且源于他耿介高峻的人格，这一点反映在《贾奉雉》中。贾奉雉才名颇盛，但是屡试不中。秋闱落榜后，黯然神伤。后来他听人说“于落卷中，集其杂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三年后的科举考场上他如法炮制，没想到 “竟中经魁”。瞠目结舌后，他再阅试稿，不禁冷汗淋漓，脸红耳赤，叹息“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他于是幡然悔悟，羞见同仁，从此绝弃红尘，遁迹山林。蒲松龄借这个故事，以戏谑的方式毫不留情地调侃了科举考试的虚伪，同样也表达了自己不苟从世俗、迎合污浊的高峻、独立、傲然不群的品格。

除《王生》《兴于唐》《贾奉雉》以外，《聊斋志异》还以大量笔墨痛斥了科举给知识分子精神带来的极大摧残。于去恶、俞询九、王子安等书生同样长期科举不第，而导致心理被极大扭曲，头脑中除了“功名”二字别无其他，成为十足的变态狂。“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是把双刃剑，它在给无数文人编织瑰丽幻梦的同时，也扭曲了他们的人性与灵魂，最终把他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6]

蒲松龄深受科举之害，通过塑造一个个文人形象来表现自己饱受摧残、风霜累累的内心，但与之形成矛盾对立的是，他一生从未对科举放弃幻想，以致人生晚年仍热衷于功名。艺术延伸了文人现实困境中的幻想，也宣泄和放大了文人潜意识里爱恨情仇等极端的感情成分，但在人生存的现实层面，思想还是必须与生活保持着协调与统一。这是世俗中的文人永远无法逃脱的牢笼，也反证出艺术的摹写并不完全反映作者真实心理这一规律。

第二，对爱情主题的高扬。据刘文金统计，《聊斋志异》所包括的近五百篇小说中，男女爱情主题的作品有一百二十多篇。^[17]蒲松龄对爱情主题的开掘，是在元代婚恋主题的戏曲诸如王实甫《西厢记》、白朴《墙头马上》等所开拓的新型爱情观的前提下，经由明代后期传奇如汤显祖《牡丹亭》、清代初期传奇如孔尚任《桃花扇》、才子佳人小说如《平山冷燕》不断阐发男女爱情这个古老而时尚主题的基础上，对爱情主题的进一步倡扬。然而，《聊斋志异》对爱情主题的诠释，既不同于杂剧一类作品所倡导的主题“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也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郎才女貌、好色不淫的刻板模式，而是大量描写书生与美女的爱情，其中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倾向也极具个人特色。

《聊斋志异》对爱情主题的描写，主要局限于以落魄或未发迹的书生为中心的文人，女性主角或为仙女，或为鬼女，或为狐女。这些故事中的男女爱情模式也分为种种不同的情况。有的只限于超脱世俗的情爱，而与性爱无涉，如《乔女》《宦娘》《乐仲》《娇娜》。这些故事中，男女之间只是出于彼此灵犀相通的感情之爱，而不牵扯任何世俗功利的内容。这一类爱情显示出高贵、圣洁的品格，读来令人心驰神往。通过对男女纯粹情爱的描写，蒲松龄向我们展示了情爱的伟大。如《娇娜》一篇篇尾，蒲松龄由衷地赞美孔生与娇娜纯洁的情爱道：“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18]在蒲松龄看来，男女之间的“色授魂与”的情爱是胜于“颠倒衣裳”的性爱的。

《聊斋志异》中的小说，有的描绘的是男女露水式的爱情。此类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只图一时肉体之快，并没有感情交流层面的期待。此例最为典型的是《荷花三娘子》。故事中宗湘若巡视田垄，见男女野合。男子去后，宗“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乐乎？’女笑不语。宗近身启衣，肤腻如脂。于是挼莎上下几遍，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为？’诘其姓氏。曰：‘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19]该故事中女子“春风一度”式的爱情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与爱情观，只追求肉体一时之快，没有对心灵与感情交流与共鸣的期望。他如《胡四姐》中的尚生，独居清斋，秋天的一个夜晚，“忽一女子逾垣来”，“生就视，容华若仙。惊喜拥入，穷极狎昵”。^[20]男女一见面不久便进入性爱，感情的交流无立锥之地，大多是这类爱情所具有的特点。

占《聊斋志异》男女爱情模式绝大多数的，是才华横溢但未发达的书生与狐女或鬼女的爱情。在这样的爱情模式里，男子多饱读诗书，才华卓绝，女子多温柔、多情、貌美，郎才女貌，夫贵妻荣，天然佳配，珠联璧合，不失为理想浪漫的爱情。在描绘这类爱情时，蒲松龄往往配以富有诗意的画面，如与王子服相恋的婴宁，所居住的环境是“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婴宁美丽、纯洁、超凡脱俗的形象跃然纸上。又如《连城》所描写的连城与穷书生乔生之间的爱情，连城之父讲史孝廉以征诗方式择婿，乔生应征献诗，连城对其一见钟情，之后他们引为知已、倾心相爱。后来连城之父横加阻挠，将连城许给商人之子，但是俩人据理抗争，先后离世，在阴间结为夫妻，后还魂回到阳世，又与官府争执，几番生死，终于结为伉俪，书写了一则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爱情史诗。又如《瑞云》中的贺生与妓女瑞云的爱情。瑞云貌美时贺生无力为之赎身，后来瑞云形貌丑陋、状如厉鬼时，贺生却将其赎身并结为夫妇，并说：“天下唯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贺生与瑞云的爱情，冲破了世俗讲究门第、等级、金钱的传统樊篱，表现出真情为主的爱情观念。对于这一类摆脱世俗、以两情相悦为基础的爱情婚姻，蒲松龄给予高度肯定与赞扬，表现出重真情的爱情观念。

需要看到的是，《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模式均以男性书生为中心而构建，“是作者自视甚高与不能实现人生目标的失落心理表现，是以作者为代表的寒士阶层既自卑又自尊、自傲的心理意识下的产物”。^[21]蒲松龄笔下的爱情，代表了寒门出身或身处底层的文人对爱情的幻想与渴望，也是蒲松龄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在爱情中被道德束缚与压迫现实的反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蒲松龄对爱情的大力高扬，实则为现实人生困境的一种悲愤寄寓。

第三，对社会不公的控诉。《聊斋志异》中有相当数量反映社会不公的作品，虽然用以表现的方法是非写实的怪诞手法。书宅的幽闭并没有局限蒲松龄的眼光。这些作品中，蒲松龄以独特的方式，深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用批判的笔法，直指社会各个阴暗角落、各级官僚乃至最高统治者。

《聊斋志异》真实反映了社会上层对底层的残酷压迫与剥削。蒲松龄的笔下，官僚巧取豪夺，草菅人命，横征暴敛，嘴脸丑恶。如《红玉》中罢官的冯御史看上冯相如之妻卫氏女，不但公然抢去，还使冯家祖孙三代罹遭大祸。冯相如抱着孩子一路申诉至省督抚衙门，均无果而终。又如《商三官》中的女主人公，其父被豪绅唆使人打死，她的两个哥哥打官司却始终难以告赢。如《促织》中的成名，由于皇帝爱好斗蟋蟀，地方便以贡蟋蟀代赋税，成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捕得一健壮蟋蟀，却被儿子失手弄死了。后来孩子惧于压力，自杀身亡。这一类故事生动反映了上层社会对底层民众的压迫与剥削，昭示了法制的不公与社会的黑暗，具有冷峻的社会思考与明显的进步意义。

《聊斋志异》中的官僚是负面的存在，他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恶事做尽，欺压百姓，横行不法。如在唐传奇《枕中记》基础上改写而来的《续黄粱》，男主人公曾孝廉梦中做了宰相，却恃权为恶，贪赃枉法，迫害忠良，霸人妻女，最后被各地弹劾，才被皇帝削职充军。又如《向杲》中的庄公子，强夺他人妻子为妾，又指使歹徒打死无辜百姓向晟，后又买通官府，让向家人有冤无处申。《张鸿渐》中贪婪残暴的卢龙赵县令，无故打死范秀才。范秀才的同窗好友们代为鸣冤，告到郡里的府衙，揭发赵的罪行。赵出巨资贿赂法官，最终诸秀才却被强加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而受到收监迫害。就连没有直接去告状的张鸿渐，也因为他们写过状子，被官府逼得抛家别妻流亡他乡。作为服务于皇权的官僚，明目张胆地强加不公于普通人头上，兆示着社会走向衰落的命运不可挽回。蒲松龄在清代盛世对社会的观察，显然具有超前预见的眼光。

《聊斋志异》对社会不公的控诉，有着封建时代社会体制所具有弊病的共同性，也有着蒲松龄生活时代社会所具有的个性。官僚阶层的不作为与以上欺下的社会现实，体现出法制的孱弱无力与人性的丑恶变质，只是迫于时代语境，蒲松龄只能以怪诞之语曲笔书写出来。怪诞艺术的运用，使《聊斋志异》产生了独特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浪漫主义的美学效果，但其对现实形成的讽刺效果，却毫不逊色于任何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蒲松龄有意识地通过否定现实来表达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对社会不公的控诉是蒲松龄寄寓“孤愤”的重要内容。在《聊斋自志》中，蒲松龄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22]蒲松龄的“孤愤”，概括地说就是对当时黑暗社会不公的深恶痛绝，源自于长期感同身受的切肤体验与冷峻犀利的社会观察。《聊斋志异》不是一部专门的法制文学作品，但其中对法治不张、社会不公的控诉，涉及了相当广的社会生活面。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怪诞的艺术方式，深刻揭露了丑恶、黑暗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