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明清其他几部经典长篇章回小说，《聊斋志异》的作者与成书没有太多的谜团与争议。现存文献对于蒲松龄的生平编年，以及《聊斋志异》的成书，可以大致无误地勾勒出其面貌。

蒲松龄（1640—1715年），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士。生于山东省淄川县蒲家庄（今淄博市淄川区）。据张稔穰先生研究，蒲松龄先祖蒲鲁浑、蒲居仁为元朝初年般阳路总管，管辖淄川、掖、福山等县。^[1]蒲家家世显赫，且世代为书香门第。

蒲家家世于蒲松龄父亲蒲槃时始败落。蒲槃青年时，多次应举不第，后弃学经商，家境渐臻富裕。蒲槃四十余岁时，不复经商，闭门读书，先后得四子，蒲松龄为第三子。蒲槃生性乐善好施，晚年家境陷入困顿。

蒲松龄幼年随父亲读书便表现出过人的才华，闻名于学子间。据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蒲松龄十九岁时，“先生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第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2]之后蒲松龄与同乡诸友相互激励，更加发奋读书。二十八岁时，因与其兄弟分家产中，所得寥寥，近于生计，只好去本县王村教书。三十一岁时，蒲松龄随淄川举人孙蕙赴江苏宝应县、高邮州协办书案，次年又返回淄川县西铺村毕家、丰泉乡王家等处坐馆教书。四十岁起在西铺村毕际有家坐馆，长达三十余年，直至七十一岁时方告老归家。四十余年的坐馆教书生涯中，蒲松龄一直不忘科举仕进，直至六十六岁。这期间，他多次参加乡试，无一中举，屡受挫折，但始终对科举抱有幻想。晚年终于看透科场黑暗，不再赴试应举。他在为其亡妻刘氏所写的《述刘氏行实》中说：“松龄年七十，遂归老，不复他游。先是，五十余，犹不忘进取，孺人止之曰：‘君勿须复尔。徜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松龄善其言。”^[3]足以见出，蒲松龄晚年在其妻的开导下，终于将曾经对科举的热望浇灭。

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一生著述颇为丰富。据路大荒《蒲松龄集编订后记》中研究统计，现留存蒲松龄文290余篇，诗929首，词76阙，杂著2种，戏3出，通俗俚曲13种。^[4]

首先说《聊斋志异》的成书时间。关于《聊斋志异》写成于何年，目前学界尚未达成统一认识。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康熙已未年（1679年），蒲松龄完成了《聊斋志异》的创作，其证据是，这一年蒲松龄写了《聊斋自志》，其时年龄为四十岁，蒲松龄的好友高珩也为《聊斋志异》作了一篇序。另有一种说法是，《聊斋志异》的成书时间应该是蒲五十岁时。1987年，王枝忠认真研究了以上两种说法，认为均不可靠。他认为“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至少持续了四十年左右”。^[5]

《聊斋志异》的成书，应该是一个历时弥久的过程。按照蒲松龄康熙九年（1670年）创作的诗作和第二年所写的《感愤》，其诗云：“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这一年，蒲松龄满怀遗憾、失望、悲愤，带着攻治举业仍冀得第的“消磨未尽”的“雄心”回到故乡，将每种复杂心境下所产生的“新闻”“总入”《夷坚志》，即后来问世的《聊斋志异》。由此可知，蒲松龄从三十一岁时，便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写作，这一点广为学者们所接受。蒲松龄是什么时候完成《聊斋志异》的写作的呢？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蒲的一位好友张笃庆赴乡试时作诗相赠，其中有“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况谈空”。由此可知，此时蒲正处于《聊斋志异》的写作之中。这一年，蒲松龄四十八岁。康熙四十年（1701年），蒲的另一位好友张历友为蒲作诗，说：“说鬼谈空计尚违，惊人遥念谢玄晖”，说明蒲仍在写作《聊斋志异》，而这时蒲已经六十一岁。如果从《聊斋志异》中所描写故事的本事原型来考查，可以发现，其中部分篇章如《夏雪》，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发生的事情，而这时蒲已经近七十岁。由此可知，蒲四十岁前就完成了《聊斋志异》的写作，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论断。

《聊斋志异》独立短章的成书结构，决定了其成书并非是一时一地的写作过程。《聊斋志异》今存近五百篇作品。王枝忠认为，“大约一半左右的作品是蒲松龄五十岁以后所作”，全部作品完成于“蒲松龄六十岁以后”。^[6]同样，王庆云也认为，《聊斋志异》的成书，经历了六次过程，第一次为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第二次为四十岁时，第三次为四十三岁时，第四次为五十岁时，第五次为六十岁左右，第六次为七十岁左右。^[7]王氏的观点显得琐碎，而流于臆测，但他对《聊斋志异》历经多次而成书的主张却极大地接近了蒲松龄的创作实际。我们从《聊斋志异》所写的众多人鬼故事的现实原型来看，有些可能源于蒲坐馆听闻而来，有些却真切地源于蒲个人的见闻，还有些可能是亲身的经历，因而这些短章故事的来源便该是一个历时长久的过程。另据蒲松龄在行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与认识水平来看，明显有着层次不同的区分。因而《聊斋志异》的成书，是一个前后持续四十年之久的过程，当是确定的事实。

《聊斋志异》的版本较为繁多。20世纪60年代，张友鹤先生对《聊斋志异》做了会校、会评、会注，按张先和的考据，《聊斋志异》的版本分为抄本与刻本两个系统。《聊斋志异》的抄本最早出现在雍正癸卯年（1723年）前，其依据是清前期殿春亭主人在《聊斋志异抄本跋》中写道：“余家旧蒲聊斋先生《志异》抄本，亦不知其从何得。后为人借云传看，竟失所在。一日，偶语张仲明世兄，仲明与蒲俱淄人，亲串朋好，稳相浃，遂许为乞原本借抄，当不吝。仲明自淄携稿来，累累巨册，视向所失去数当倍。”^[8]可知，1723年之前，殿春亭主人手头已有一部手抄本的《聊斋志异》，但是篇幅有限，不是全本，这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个抄本。而1723年，他从蒲松龄同乡张仲明手中得来的抄本，篇幅较之前为数倍，这是《聊斋志异》的第二个抄本。乾隆丙戌年（1766年），赵起杲在《聊斋志异弁言》中写道：“丙寅冬（1746年），吾友周子济自济南解馆归，以手录淄川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二册相贻。”^[9]可知，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赵起杲从友人周子济处获得另外一个《聊斋志异》的抄本。乾隆丙戌年，由赵起杲友人鲍以文出资，余蓉裳、郁佩先、赵臬亭校雠，将赵获得的抄本刊刻出印，是为《聊斋志异》最早的刻本。在此刻本的例言中，赵起杲还透露出：《聊斋志异》初稿名《鬼狐传》，后改名为《志异》；清代著名文人王士禛曾“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因此，《聊斋志异》最早的赵起杲刻本是带有王士禛评语的。道光四年（1824年），段栗玉将其从济南朱氏处获得的一个抄本付梓刊刻，是为《聊斋志异》第二个刻本。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杨慎修重新刊刻《聊斋志异》，是为天德堂刊本，是《聊斋志异》的第三个刻本。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但明伦评点《聊斋志异》，“取是书随笔加点，载以臆说，置行箧中”，并重新刊刻，是为《聊斋志异》第四个刻本。光绪十二年（1886年），何镛为广百宋主人《聊斋志异图咏》作序，并付梓刊刻，此为《聊斋志异》第五个刻本。光绪十七年（1891年），喻焜将冯远村、但明伦评点本合为《聊斋志异冯但合评》，此为《聊斋志异》第六个刻本。其后，民国时及1949年后又陆续有《聊斋志异》印本刊出，如《申报馆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在《聊斋志异》的版本史上，一般认为赵起杲本为古本，但明伦评点本与何镛评点本是较为被推重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