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以前，小说表现的主题以“忠、孝、节、义”为主，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冠以这样的传统道德符号，作为男权主导的社会下的女性更不例此外。明代晚期这样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促使人们对惯常的生活秩序提出疑问，对社会一直遵循的伦理道德进行反思。小说传统的理想精神也逐渐跌落，近在咫尺的现实要求小说像它本身一样喧嚣、真实与开阔，小说的潜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人们不再满足庙堂之上的帝王将相的功绩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才子佳人的传说，而是渴望能看到立足于日常生活的世俗化的形象。《金瓶梅》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无疑彰显了这种社会的隐性需求。

《金瓶梅》第一次大量描写了世俗社会中的女性群体，冷酷而真实地还原了一个弱肉强食的女性世界。在这里，所有的女子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挣扎或苟活，她们张口就骂，伸手就打，为一件皮袄就可以挖空心思，恶言相向，剥去平日还算温情的面纱。《金瓶梅》的文本中找不到一个绝对纯洁、善良、高贵、典雅的女性。用传统的门第出身观念来衡量，西门庆周围的女子大都出身不正或身为“下贱”。林太太和李瓶儿虽是或曾经是王侯贵妇，但她们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尊贵，而庞春梅作为一个侍女跻身于统制夫人之位的过程也表明，似乎当时的贵妇也不见得就一定得是端正、典雅的大家闺秀；吴月娘稍强些，不过是个千户的女儿；孟玉楼的前夫是布匹商人；其他人则不外是婢女、娼妓或是伙计奴仆的老婆等。这迥异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之类美好温婉的形象，更没有常见的才女们的锦心绣口。她们有的是无尽的活泼生动的市井语言、狡诈权变的人际“智慧”，人生的真实与虚伪、丑陋和欲望在文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金瓶梅》中，卑微和低贱的女子在叙事过程中没有得到传统小说中常见的同情与怜悯，笨拙呆板、不善逢迎更是会遭到无情的戏弄与打击。同时，“德”不再是衡量女子的首要标准。在《金瓶梅》中“德”退居到了不为人知的角落。西门庆死后他的妻妾们被人趋之若鹜，男人们不在乎她们出自那样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不在乎她们的出身，不在乎她们曾改嫁了多少回，甚至没人有一丝她们是否“克夫”的顾忌；小说中的男人更多考虑的是她们的容貌、钱财以及是否有一双缠得小小的三寸金莲，似乎女子们只要有了姣好的容貌，就有了天然的资本。此外，书中多次出现“惧内”的现象。女子在实质上成为一家之主。庞春梅之于周守备，李瓶儿之于花子虚、蒋竹山，潘金莲之于武大，乃至张大户家里，王六儿与韩道国，这样的家庭中都不存在男女间绝对的权威。这在文学作品中都是第一次出现。

《金瓶梅》中的女子们生活在一个秩序混乱的世界，三纲五常之类的儒家法理被主人公们抛弃与颠覆。在一定程度上，奸臣当道、徇私枉法是对君君臣臣的颠覆；潘姥姥被潘金莲喝骂推搡，张四舅对孟玉楼的无力约束等，是对父父子子的封建家长制的颠覆；西门庆在小说中后部表现出来的对家庭纠纷的无能为力，是对夫为妻纲的颠覆。这种秩序弱化的结果使《金瓶梅》中的女子获得了一种夹缝中的自由，所以庞春梅有时对西门庆的话置若罔闻，装憨作痴；宋惠莲可以和主子们一起打秋千看灯，还可以当众和陈经济打情骂俏；潘金莲可以以一个妾的身份公然对吴月娘撒泼……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从文本中可以看到，礼法观念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弱化，女性正是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使自己的个性得到了一种畸形的张扬。

“《金瓶梅》的成就远超出了此前描写‘房中术’等单纯反映淫靡生活的著述。它冲出了世情描写集中于情欲的狭小范围，拓展到世俗社会的各个层面，把异性之间的情欲与复杂的家庭、社会背景结合在一起，以恣肆的笔墨、写实的手法加以刻画渲染，从而展示出了一幅完整的世俗社会、情欲社会的画卷，展现了女子在这种错乱萌动的社会中张扬的性别意识和最终不幸的命运。”^[18]通过《金瓶梅》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下层女性形象，可以看出，女性的力量在文本中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在情节发展中，女性在世俗生活中的本真意义得到了还原。女性们既不是脱离现实、虚构理想的完美仙子，也不是阴柔险恶的骷髅美女，而是正常而普通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世俗女子。男性命运的盛衰也并不是由女人们带来的，而是由其自身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发展决定的。

《金瓶梅》对女性的描绘超越了当时一般小说的叙事层次，较真实地还原了女性本真的意义，包含了对女性困境的思考。《金瓶梅》并没有对这些矛盾的现象、混沌的问题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但它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充满矛盾的世界本身就具备了优秀小说所具备的哲理性和思辨性。“《金瓶梅》跳出了传奇和历史的圈子，综合运用了隐喻、象征、反讽等手法，描绘了世俗女性的躁动、挣扎及人性的张扬与毁灭，在鄙俗与卑污中展现出一个丰富新鲜、有浓厚市井气与烟火气的世界。它对世俗女性形象的塑造大大超越了其前代的作品，即使在其之后，也鲜少能有作品与之匹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金瓶梅》是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