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问世以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类小说一方面满足了市民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又与市民生活的距离太远。这样一来，如何走出旧有的小说表现领域，将反映市民及普通人的生活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便成了小说家关心的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兰陵笑笑生创作的关心现实、关心市民工商活动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诞生了。《金瓶梅》所表现的审美观念和题材内容与以往传统小说截然不同，其男女主人公不再是远离世俗生活的帝王将相和英雄奇人，而是一个个生活于现实中的“真人”。他们独具个性，充满情欲，追求感性享乐，置“天理”“名教”于不顾，生活原生态的展示，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与同时代的小说相比，《金瓶梅》不但改变了小说的叙述对象，而且还从艺术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金瓶梅》是如何突破小说传统表现的领域的？《金瓶梅》塑造了西门庆这样一个市井无赖的形象，一是把西门庆纵欲身亡的故事放到市井环境中，对道德沦丧及人性弱点进行了痛快淋漓的解构；二是集中笔墨描绘了西门庆勾结官府实现财产增值以及在政治上投机钻营的情节。透过西门庆因行贿爬上了掌一省刑狱的理刑官的情节，似乎可以触摸到兰陵笑笑生的另一意图。当社会不再提供乱世英雄起四方的环境时，市井人物将如何通过商品增值挤进统治队伍的行列，也即如何借助金钱取得政治地位呢？尽管这一内容在小说中表现得较为隐晦，但毕竟从一个侧面诉说了市民阶层为谋取政治地位，利用经济杠杆的事实。鲁迅先生指出：“《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16]在反拨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过程中，兰陵笑笑生为反映市民的生活，通过暴露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享乐的世风，对日益窳败的社会风气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长期以来，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浸透了文学的各个方面，甚至连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也不能幸免。具体地讲，《三国演义》将歌颂明君贤相视为主要内容，表现出以儒家是非观评判人物行为的思想倾向。《水浒传》将“忠义”贯穿艺术形象塑造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虽然发出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呐喊，但作者又让他在取经的路上反复用孔老夫子的话来教训猪八戒。这些情况表明，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均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从中亦可见儒家思想对人们头脑的禁锢。与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相比，《金瓶梅》不但改变了题材选择的方向，而且还改变了小说家以正统思想关怀艺术形象的思维方式。在兰陵笑笑生的精心安排下，《金瓶梅》通过叙述一个商人从发迹到死亡的故事，借助于市井人物的言行，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金钱腐蚀下的罪恶。它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明代后期出现的《金瓶梅》为什么颠覆业已存在的小说传统，表现出与封建正统思想彻底决裂的价值取向呢？笔者以为，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一是与市民阶层的空前壮大相关，二是与新出现的“异端”思想相关。这很好地说明了《金瓶梅》尊重生活真实的气质。

“如果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大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的话，那么，《金瓶梅》则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开端。”^[17]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相比，兰陵笑笑生有意识地避开写刀光剑影和风餐露宿的场景，注意在平凡中组织故事，注意从感情变化中揭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风貌，从而使人物性格在平凡的小事中得到展示。通过细节描写人的喜怒哀怨，从日常生活中捕捉不平凡的内容，可以说是兰陵笑笑生的独特发现。正是有了这样的发现，《金瓶梅》才塑造出像西门庆这样的商人、恶棍和官员三位一体的人物，才塑造出像应伯爵这样的市井无赖，才刻画出潘金莲、李瓶儿、来旺媳妇等性格丰富的艺术典型。

《金瓶梅》突破了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方法，把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传统引到了表现普罗大众庸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这一开创性的做法是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