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社会生存环境谈人性显然是孤立而无力的。金、瓶、梅三位女性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这样的社会环境对她们的人性畸变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

金、瓶、梅三位女性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吏治极其腐败的社会。官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用金钱购买权力，用权力攫取金钱。朝廷的用人制度在金钱面前形同虚设，封建等级被金钱彻底摧毁。西门庆乃一介平民，因为给当朝太师蔡京送上了一份生日厚礼，就被蔡京安排在山东提刑所做了个理刑副千户，连西门庆的小舅子吴典恩也被安排做了清河县驿丞。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下层人的人格受到金钱的腐蚀，也难保清白。西门庆因亲家陈洪卷入杨戬案受到牵连，派家人来保上京打点。来保来到太师府，用一两银子买得守门官吏予以通报，用十两银子买得小管家高安引见蔡京的儿子蔡攸，用五百两银子买得祥和殿学士兼礼部尚书蔡攸出面托李邦彦讲情，同样用五百两银子买得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放过对西门庆的追查。

金、瓶、梅三位女性所处的是一个金钱严重摧毁社会秩序、人欲极度扩张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金钱的力量摧毁了等级地位和道德荣誉。个体的独立意识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使原本压抑的自然人性得到强烈释放，传统的伦理道德被无情践踏，人性的表演似乎只有个体的贪欲与享乐，人与人的关系除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和肉体满足外，几乎不再剩下什么。“在《金瓶梅》所描写的这个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里，人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算计着，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父子之亲、夫妇之爱、朋友之义这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受到了严峻挑战。人性不是在展示善良，而是在表演丑恶。”^[12]在这样的环境里，男男女女们似乎已经没有了禁忌，有的甚至沉湎于肉欲的满足中不能自拔。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淫欲无度自不必说，陈经济与潘金莲、庞春梅的自我放纵也令人发指。庞春梅嫁给周守备极受宠爱，仍想方设法找回流落市井的陈经济“再续前缘”。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同样不耐寂寞，招宣府林太太也主动约了西门庆上门“解馋”。连仆人来保在西门庆死后，也打起了主母吴月娘的主意。

《金瓶梅》中的社会是一个黑暗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对情欲的歇斯底里的发泄，也看到了传统道德的崩溃，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性的张扬。在这里，人性的丑恶表演和人性的艰难复苏交织，人的恶劣的情欲与人的创造意识羼杂。”“《金瓶梅》所描写的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甚至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里不可能产生具有健全人格的真正全面发展的人。”^[13]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处于强势群体的男性人格尚不能自保，更何况处于弱势的金、瓶、梅三位女性呢？因此，可以确定不疑地说，金、瓶、梅三位女性的人性畸变有着直接而清晰的社会根源。

《金瓶梅》通过三位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人生的起落与人性的畸变揭示了人性发展的普遍规律。人性在成长过程的某阶段受到压抑或伤害，势必会造成破坏性的报复与反弹，这需要个人的道德修养去控制与克服。作为一直在底层生活的三位女性，她们对自我人性的理智监管便不存在任何意义。因而她们本能地追求心理的平衡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金瓶梅》借三位女性的人性畸变，表达的也是对晚明失序的黑暗社会对人性的戕害。人性是自然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人的向善与向恶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所左右的。金、瓶、梅三位女性正是罪恶社会残害美好人性的典型代表。从三位女性人生遭遇的种种不幸中，我们得以全方位地洞察黑暗的晚明社会的千疮百孔。在一个污浊的社会中要保全人格的清峻与独立，把这样的任务交给金、瓶、梅三位柔弱的女性，显然是贻笑大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