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诞生的年代大致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1522—1582年）。历史上最早对《金瓶梅》一书问世的记载，见于袁宏道《锦帆集》卷四致董其昌一信，中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2]后世学者多以此作为考察《金瓶梅》成书年代的重要依据。袁宏道（1568—1610年），明穆宗隆庆至明万历年间著名散文家。鉴于古代长篇小说成书后，初期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因此可以推断，《金瓶梅》的成书当早于明代隆庆朝。明代隆庆朝之前为嘉靖朝（1522—1531年），且《金瓶梅》中描写的社会风尚与嘉靖朝颇为相符，因此一般学者认为《金瓶梅》当成书于明代嘉靖朝。又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五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此处记录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提供了文献佐证。

《金瓶梅》一书的作者是至今都未解开的一个谜。忌于该书内容隐晦，因此，迄今为止《金瓶梅》的几个版本均无作者真实署名。最早的刻本《金瓶梅词话》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显然不是一个人的真实姓名，一般理解为“兰陵”是作者所在之地名，然而历史上称为“兰陵”的有两个地方，一为山东峄县，一为江苏武进。作者究竟是山东人还是江苏人，本身就让人迷惑不清，而“笑笑生”为何人，就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因此，关于这一部大书作者为何人的问题，数百年来，耗尽了无数学者大量的精力去探究。

《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探索走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迄今为止，学界对《金瓶梅》作者的提法一共有百余种，这些提名中包括汤显祖、王世贞、徐渭、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冯梦龙、胡宗宪等。其中，从明末清初以来的三百多年中，王世贞说是最为流行的观点。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运动“后七子”之一，官至刑部尚书。“王世贞说”的提出是因为在《金瓶梅》刻本未问世之前，明人屠本畯曾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谢肇淛云：“唯弇州家藏者为完好。”前人据此认为《金瓶梅》抄本或稿本或多或少地与王世贞有些关系。清康熙年间，谢颐《第一奇书序》直言：“《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王世贞说”至此开始明朗。此说一出，附会之论群起，揣测王著《金瓶梅》动机为“苦孝说”“复仇说”“伪画致祸说”。直到20世纪初，王昙的《金瓶梅考证》与蒋瑞藻的《小说考证》仍主“王世贞说”。不过，1924鲁迅在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作者时说：“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由此复生谰言。”后来在《明清小说两大主潮》中又说：“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3]20世纪30年代，史学家吴晗用其论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依次驳斥了王世贞创作的动机，彻底否定了“王世贞说”。至此，“王世贞说”逐渐淡出学界。不过，随着研究的开放与深入，新时期以来，王世贞说又有抬头的趋势，如2008年5月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谁是兰陵笑笑生”节目中就又重提“王世贞说”。其论据之一是李时珍请王世贞为《本草纲目》作序，而王十年之后才写出。《本草纲目》中，李时珍首次提到中药“三七”，但让人吃惊的是，《金瓶梅》刻本中竟然也写到了这种中药。王世贞是否用了十年时间读《本草纲目》，同时创作了《金瓶梅》？着实引人猜想。

“王世贞说”之后，1962年，吴晓铃首倡“李开先说”，但此说证据不力，仅凭《金瓶梅》原作引李开先剧作《宝剑记》中文字较多而立论，难以服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金瓶梅》作者研究的诸说中，黄霖提出了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屠隆说”。黄霖首先发现了一条重要的内证材料：《金瓶梅》第五十六回的《哀头巾诗》与《哀头巾文》出自《山中一夕话》。此书的参订、校阅者曾题为“一衲道人屠隆”或“笑笑先生、哈哈道士”。据此，黄霖认定“屠隆”都是同一人，也即笑笑先生就是一衲道人屠隆，屠隆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1984年，张远芬《金瓶梅新证》一书又提出“贾三近说”，其立论的依据是《金瓶梅》中多数方言源于山东峄县，而山东峄县古称兰陵，而贾三近正是山东峄县人。此说的问题在于，《金瓶梅》作品中的方言杂采各地，而并非单源自山东，因此不足为信。1999年，潘承玉又在其著作《金瓶梅新证》中提出“徐渭说”，他从《金瓶梅》所描写的地理环境、绍兴酒与绍兴的民俗风物、绍兴的方言、《金瓶梅》抄本的流传过程等方面，论证《金瓶梅》的作者就是明代著名文士徐渭。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又陆续提出“丁耀亢说”“李渔说”“臧晋叔说”等，甚至有“集体创作说”与“集体创作一人写定说”，真可谓热闹非凡。但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说法能够在学界占据主流。《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势必还将在学者们的争论中经历漫长的探索过程。不过，有的学者对此一问题表现出了达观的态度：“与其捕风捉影，进行徒劳的考证，不如索性把中国通俗小说家们的署名只当作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影响理解文本内容、意义与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给予更宽容的处置。”^[4]

《金瓶梅》的成书过程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成书过程历来有文人独创与世代累积成书两种方式。前者指的是作者本人独自完成小说故事与情节的创作加工，并没有借鉴或吸收前代积累下来的素材与资料。而世代累积型成书则主要指的是小说的素材来源多依靠前代口耳相传的故事，或保存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最后由一位或几位作者，再加上个人的创造综合而成书。在中国古典小说作品系列中，《三国演义》《水浒传》与《西游记》都是世代累积型成书的典型。

《金瓶梅》属于世代累积型成书，还是文人独创成书？这是一个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争论的问题。主张世代累积型成书的学者认为，《金瓶梅》采用宋元以来产生的平话体裁来叙述故事，并且文本中大量夹杂作品问世以前即已存在的戏曲、曲词，同时故事的人物与背景本身就取材于元末明初成书的《水浒传》。美国学者韩南就曾指出，《金瓶梅》第四十七回“王六儿说事图财，西门庆受赃枉法”与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参劾提刑官，蔡太师奏行七件事”与《百家公案》第五十回的“琴童代主人伸冤”和《喻世明言》第三卷的“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在内容、情节、人名、地名等各个方面都基本相同或相近。可以肯定，它们属于同一故事源流。此外，据有的学者考证，作品中大量的淫秽词语也源于明代中期的盛行的其他淫秽小说作品，如《如意君传》。另有，现存最早的版本为《金瓶梅词话》，词话就是说书人编的演唱脚本，书中可以看出说话体的特点。《金瓶梅词话》一书中讹误、错乱、重复等破绽百出。元明两代的章回小说大多是在艺人流传的基础上再由文人写定的，《金瓶梅》大约也不例外。

主张《金瓶梅》为文人独创的学者认为，小说的语言和风格比较统一、情节结构浑然一体，应该出自一人之手，明代文人大多也持此看法。作为词话体裁的文学作品，在明中期以前，没有任何关于《金瓶梅》一书讲唱的记载。且作品虽衔接《水浒传》写宋代的事情，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其实作品叙述的都是明代的社会生活。《水浒传》诞生于明初，从明初到《金瓶梅》问世的明中叶，区区百年，不足以称为世代累积。况且作品为世情小说，主要以细腻、琐碎的社会、家庭生活面为描写对象，不像传统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志怪小说一样以情节取胜，因此，不具备世代传唱累积的可能性。作品虽然跟前代或当代的话本小说有语言、人物、故事等方面的部分相似性，但全书浑然一体、情节连贯、人物典型、叙述有致，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整体。

在《金瓶梅》成书方式的问题上，近年来有新的观点提出。一种观点是《金瓶梅》是集体撰写成书的。这种观点认为《金瓶梅》是由嘉靖末年至崇祯初年六七十年间众多文人集体创作的一部章回小说。明代嘉靖末年，某个下层文人根据《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写出了《金瓶梅》的原本，大约六十回。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间，谢肇淛就对抄本作过加工，使之达到八十回左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将《金瓶梅》抄本增补五回，达一百回^[5]，并略做修订，刊刻出版，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初刻本。^[6]另一种观点认为《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向文人独创型过渡的作品。持此观点者认为，世情小说多描写当时社会生活，作为开山之作，《金瓶梅》作者创作时可能广泛取材于当代的小说、戏曲、诗词等文学作品。也就是说，《金瓶梅》作为第一部世情小说作品，还不能做到全部内容属个人独创，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其个人独创的性质。作品中各地方言杂陈，大量时间、地点、情节上的错乱与讹误是作家“博取”过多而缺乏润色的结果。

现存《金瓶梅》的版本皆为刊刻本，主要有“词话本”“绣像本”“第一奇书本”与“洁本”四种。“词话本”即《金瓶梅词话》，是现存最早的刻本。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一百回，正文前有《金瓶梅词话序》、廿公《跋》和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绣像本”全名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刻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一百回，有插图二百幅，卷首有东吴弄珠客序。“绣像本”对“词话本”在回目与内容上做了大量的增删、修改、润饰工作。“第一奇书本”全名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一百回，刊刻于康熙乙亥年（1695年），为清初文人张竹坡评本。正文前有《竹坡闲话》《冷热金针》等几篇批评文章，正文中有眉批、旁批、夹批，每回前有回评。“洁本”为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有木刻插图三十六幅，共删不洁文字19 174字，一百回。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品所描写的是明代中晚期市井社会侈靡淫荡的生活。作品以批判的笔法，暴露了当时官僚阶层与新兴的商人阶层勾结，进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的历史事实。明代嘉靖时期，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地主与官僚贵族手中，农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农民赤贫，农村凋敝。与此同时，由于倭寇的肃清，海禁放开，海外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国内手工业与商业迅速发展，再加上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税赋制度的施行，使得农产品商品化过程加快。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商人阶层迅速崛起。由于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从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快速上升，再加上农业经济的破坏所导致的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大量的官僚开始接受商人的贿赂或直接从事商业。官商勾结的现状使得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从诞生伊始便走上了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传统的以士农工商为主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商人在社会生活中异常活跃，其所代表的道德与价值观也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与风尚。

官僚资本主义对明代的传统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商人历来看重现实的物质利益，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与人生欲望的满足。当时商人的价值观总结起来有两点：好货，好色。他们一方面疯狂追求金钱财富，另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在这种状况下，明代官方的统治思想，也即宋明以来讲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在商人为主导的社会中被完全颠覆了，就连当时的思想界也出现了主张“穿衣吃饭皆是人伦物理”的哲学家李贽。思想上的禁锢被冲破，官商阶层无所顾忌地追求“货”与“色”，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迅速地败坏。明代中期上至皇帝，下至市侩，不少人穷奢极欲，荒淫无度。明穆宗纵欲而亡于酗酒妇女之手，明神宗深居宫中生活糜烂，几十年不接见朝臣。社会上的商人阶层，狎妓、酗酒、赌博成为家常便饭。

《金瓶梅》正是诞生于这样一个传统社会面临新兴商业资本主义严峻挑战，正常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道德风气严重败坏的时代。作品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而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与官府、市井、底层各色人物的社会关系，逼真地反映了明代中期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完整而生动地反映了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糜烂人生。作品的主人公西门庆不但勾结官吏、偷税漏税、营私舞弊、放高利贷、行贿买官、疯狂追逐名利，而且淫人妻女、嫖妓欺仆、勾搭良妇，肆无忌惮地放纵自我感官欲望。通过对西门庆的典型描写，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商人阶层的穷奢极欲与荒诞人生，进而揭示了官僚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社会的病态，预示了这样的时代必终将走向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