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在艺术结构的设计上是非常独特的。《西游记》成书以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均以玄奘身世开篇，显示其在取经故事中当仁不让的主角地位。但是，《西游记》的作者更动了传统的结构方式，把“大闹天宫”提到全书的开端，次写“取经缘起”，再写“西天取经”。这显然是要突出孙悟空在形象体系中的地位，把作品写成孙悟空的英雄传奇。

《西游记》的主体部分是“西天取经”，它是孙悟空成年时期的建功史。“大闹天宫”是全书的序幕，它是孙悟空青少年时期的英雄传记。二者同属孙悟空的英雄传奇，而却犹如一座峻岭为横云所断，那横云便是“取经缘起”。这是一种独具匠心的艺术结构形式，它完美地传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唐僧西天取经的目的是要使“法轮回转，皇图永固”，这是种崇高而宏伟的目标与事业。然而，到灵山雷音寺，不仅水远山高，峻岭陡峭，而且路多虎豹，毒魔恶怪难降。谁能保唐僧取回真经？唯有那屡反天宫而在仙佛的联合围剿中被压在五行山下，却为观世音菩萨慧眼所识的具有“童心”的“真人”孙悟空。“法轮回转，皇图永固”的希望，没有寄托在“忠心赤胆大阐法师”唐僧身上，而是寄托在具有“异端”思想的英雄孙悟空身上，作者的这种人才观，在当时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与明代中期主张个性主义的哲学家表达的思想，是如出一辙的。而“取经缘起”却于无字处写出了这一问题，以此上承“大闹天宫”而下启“西天取经”，体现了作者绝妙的艺术构思。“‘大闹天宫’‘取经缘起’‘西天取经’，三者是个有机的整体，而一以贯穿这一整体的，则是作者对人性与人才的看法问题。既期望封建统治者能重用孙悟空式的人物，又期望孙悟空式的人物能检束身心去效力于‘法轮回转，皇图永固’，这便是作者为疗治百孔千疮的现实社会而开的一贴‘补天’药方。”^[14]

《西游记》在情节的安排和开展的方式上也有其自己的特点，并形成了它在艺术结构上独创性的另一面。《西游记》故事的三大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又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三大部分本身又由若干小故事所组成，其中每一个小故事也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西天取经”作为全书的主干，它所包括的四十一个小故事更是如此。不论“白虎岭”“火焰山”“盘丝洞”，还是“黄风岭”“平顶山”“金映洞”，或者‘枯松涧”“黑松林”“狮驼山”，每一座山、每一处岭、每一个洞都有不同的事件，不同的妖怪各具特色，这类故事完全可以当作优秀的短篇小说来鉴赏。但是由于结构上经过作者的精心安排，百回大书仍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结构是金线穿珠式的。“珠”就是相对独立的众多的短篇，“金线”就是孙悟空以及唐僧等取经人的形象。

《西游记》之所以能将众多相对独立的小故事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作者善于在情节安排上前后响应有关。比如，作为孙悟空的英雄传奇，小说以“灵根育孕源流出”开篇，而以主人公封斗战胜佛作结；小说以“我佛造经传极乐”引出正文，而以唐僧取得真经归东土作结。又如，写如来佛赐予观世音三个箍儿，往东土去寻取经人，事在第八回；写观世音将“紧箍儿”交给唐僧，制服了孙悟空，事在第十四回；写观世音以“禁箍儿”收了黑风山的熊黑怪，事在第十七回；写观世音以“金箍儿”收了枯松涧的红孩儿，事在第四十二回。此外，写唐僧师徒自我介绍身世，就更屡见于各种适当场合。凡此种种，使作品前后情节有应接而无敷衍，百回故事便更有利于形成一个整体而牢不可破。

《西游记》的真正主人公，无疑是孙悟空。但是，作为主线贯穿取经故事的，也可以看作是唐僧师徒四众。作者以孙悟空为核心，在人物安排上具有多层次性，而唐僧与猪八戒及沙和尚则是距孙悟空最近一个层次上的形象，与孙悟空的形象具有星月文辉、寓庄于谐的美学效用。唐僧师徒四众之间的关系，与其说他们是佛门师徒，毋宁说他们像成员间时而不睦时而和谐的小家族。徒弟三人中，孙悟空在哪方面都比猪八戒与沙和尚强，其中尤以神通之广大最为人公认。唐僧却偏疼猪八戒与沙和尚而苛求孙悟空，这在师徒关系是理之所必无，而在父子关系却情之所实有。其原由就在于，一般做父母的，往往偏疼他们所认为的子女中的弱小者或老实人。唐僧总是冤枉孙悟空，不仅是由于他被“慈悲”二字冲昏了头脑，错把孙悟空棒打变化为人形的妖魔看作是行凶作恶，还由于他具有宗法式的迂腐和固执，认为猪八戒“他两个耳朵盖着眼，愚拙之人也”而好听其“诂言诂语”。作者将唐僧师徒间的关系作如此艺术处理，并使其居于作品艺术结构的中心地位，可以使其作为一种以喜剧性的方法塑造唐僧师徒四众形象的手段，给作品造成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美学意境而不致对情节发展产生单调感，还可以由此而加强作品总体艺术结构的整体性与紧凑性。

《西游记》的艺术结构形式具有诸多的独创性，它完美地传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成功的艺术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