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游记》的作者、成书时间与版本流传‖

《西游记》的作者问题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从《西游记》公开出版至今的四百余年以来，作者问题一直论争不断，迄今仍无定论。学术界对《西游记》作者问题提出的说法有十余种，包括“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说”“邱长春说”“吴承恩说”“李春芳说”“陈元之说”“鲁府说”“周府说”“樊山王府说”“史志经说”等等，但没有哪一种说法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

《西游记》作者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而无定论，是因为现存所有的《西游记》明代繁本刊本，全都没有注明作者姓名。现存最早的繁本刊本明代世德堂本卷首，载有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谈到《西游记》的作者时这样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可见，最早的世德堂本刊刻时，明代人对其作者已不可知。

清代以来，几乎所有《西游记》刊本又都明确署为“长春真人邱处机著”。历史上，元代全真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的确曾应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召请，远赴西域大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但是邱处机本人并没有写过《西游记》，只是他的弟子李志常记述此次行程，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此后，元樗栎道人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长春邱真人”条，直接把《长春真人西游记》置于邱处机名下，并径称之为《西游记》。元人陶宗仪《辍耕录》“邱处机”条亦有类似记载。清代初年，评论者汪象旭即根据此类记载，将邱处机的大名冠于其所评点的《西游证道书》卷首，所以清代的《西游记》刻本便都采用了汪象旭的说法。

否定“邱处机说”在清代已出现，与此同时，“吴承恩说”也应声提出。清代学者纪昀、钱大昕、萧山毛大可根据《西游记》中的片断记述、《道藏》《辍耕录》中的记载，认为《西游记》成书于明代，不可能为“邱处机说”。到清代乾隆年间吴玉搢编《山阳志遗》时，第一次提出了《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的说法。这一说法虽然一开始就得到了一批淮安同乡的响应，但毕竟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后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考定和胡适的赞同之后，《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说法就几乎成了定论。

“吴承恩说”后来亦受到广泛置疑，最早提出怀疑的是1933年俞平伯的《驳<跋销释真空宝鉴>》。之后，部分港台地区、日本、英国、美国学者纷纷提出置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黄霖、章培恒、孙国中、张锦池等也在怀疑“吴承恩说”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主张。“吴承恩说”被置疑，主要是因为《淮安府志》对吴承恩著作《西游记》的记载并不详细，也没有说明吴著是什么性质的书，大多推断吴承恩所著述的《西游记》只是一部地理类的游记。学者章培恒还提出，《西游记》中所引用的淮安方言其实并不多，实际上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与吴语并存”。其他驳“吴承恩说”者大都持此类主张。

“吴承恩说”受到置疑以后，关于《西游记》作者为非吴承恩的其他人的主张纷纷提出。非吴承恩的说法不下十种。这十数种说法之中，除“久寓泰安者说”可资确定作者身份的参照之外，其他如“鲁府说”“周府说”“樊山王府说”只是“出今天潢何侯之国说”的具体化，而“史志经说”则是“邱长春说”的推衍。所以到今天，《西游记》作者论争，根本的分歧，只集中在“出今天潢何侯之国说”“邱处机说”“吴承恩说”“李春芳说”“陈元之说”等五家之间。从目前学术界讨论的情况来看，从民国以来形成的似乎已成定论的“吴承恩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与置疑。近二十年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持“非吴承恩说”，并参与了讨论与研究，且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与主张，诸种新的说法的相继提出，大大开拓了研究的思路与视野。尽管目前还没有哪种说法可以为大家所一致接受并达成广泛共识，但是，我们可以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者们持续不断的努力，达成新共识的可能性将日益增长。

《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跟《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其成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西游记》故事的本事来源为唐代贞观年间的玄奘取经故事，彼时到明代《西游记》的最后成书，其间相距900年左右。在这900年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唐僧取经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人物加入进来，故事情节逐渐丰富，神话色彩日益浓厚，最后终于出现了吴承恩《西游记》这样集大成的作品。

唐僧取经，历史上确有其事。玄奘俗姓陈，本名祎，今河南堰师县喉氏镇人，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少年早慧，因父母双亡，家境困难，十三岁出家，二十一岁受具足戒。其后遍游各地，广求名师，几乎穷尽了各家学说。但是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了不少问题：各地流传的佛经，由于版本不同，差异很大，不但影响了人们对佛经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人对自己能否借助现有的佛经修炼成佛产生了怀疑。因此，玄奘决心亲赴印度，求取真经。贞观三年（629年），玄奘离开长安，私自西行。西行途中，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到达毗邻北印度的迦毕试国，并在随后的几年内遍访北印度、中印度、东印度、南印度到西印度的十多个国家，接触并研究了印度佛学的各家各派，成为印度佛教最高权威那烂陀寺精通五十部经论的十位“三藏法师”之一。玄奘回国后，由他亲述取经的经历，弟子辨机记录整理了《大唐西域记》。几乎是与此同时，玄奘的另两个门徒慧立、彦琮又专门撰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者互为补充，为后来西行取经的故事奠定了基础。

作为《西游记》成书的最早蓝本，《大唐西域记》介绍了西域诸国的山川地理、政治历史和宗教文化等情况；《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叙述时穿插了许多神异的故事。“《大唐西域记》诉说的对象是唐太宗，是向渴望了解国外风土人情的唐太宗介绍西域诸国的情况；《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陈述的对象是佛教徒，为了吸引受众，有意识地添加了佛教中的神变故事，以便于向佛教徒及民众更好地宣扬佛法。”^[1]

南宋时期是西游故事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是《西游记》故事成型最重要的转折。该书第一次将取经由唐僧独立完成改成由唐僧师徒共同完成，西天取经的队伍开始形成。尤其重要的是，作品中出现了一个神异人物—白衣秀士猴行者。在本书中，唐僧本人也由普通的僧侣转化为神仙中人物了，降妖捉怪已经取代旅途见闻成为故事的主体。

宋元之际，关于西天取经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如戏文《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唐三藏》和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平话》。经过民间艺人长期的不断加工，“唐三藏西天取经”系列故事已经丰富多彩，具备了产生集大成作品的条件。虽然这些作品大多已经散佚，但从辑录的某些佚文来看，早在元代，“西游记”故事的主要框架已经形成，唐僧师徒四人均已出现。尤其是《西游记平话》，已经初步显示出将传统西天取经故事集大成的倾向。它不仅包括了唐僧西天取经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而且故事的主体部分是西行途中孙悟空与各种各样妖魔鬼怪斗法的神奇经历。后来的“西游记”系列故事只是在遇险的数量上有所增加，凑成八十一难而已。

经过唐、宋、元三朝900年左右的时间积累，小说《西游记》在明代终于成书。《西游记》成书的过程是不断将异国见闻和宗教神异故事进行民族化、世俗化改造的过程。作者广泛吸收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营养，除了通过离奇的故事、突转的情节表现对生活理想的追求外，又以丰富的想象、幻想和联想赋予《西游记》以浪漫主义的情调，从而开创了长篇章回小说中审美风格迥异于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的神魔志怪小说。

《西游记》的版本非常复杂，目前存世刻本、抄本有十三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有十种。此外，还有学者推测曾经存在的版本数种。

现今存世的版本中，共有明代刻本六种，清代刻本六种，清代抄本一种^[2]。六种明代刻本包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此本是现存诸多版本中最为重要的，因其中有“金陵唐氏世德堂校梓”字样，故称为“世本”；《新镌全像西游记传》，因其书题“清白堂杨闽斋梓行”，故简称其为“清白堂本”或“杨闽斋本”；《唐僧西游记》，简称为“唐僧本”，此本今存两本，其一有“全像书林蔡敬吾刻”的木记，简称“蔡敬吾本”，其二有“书林朱继源梓行”字样，简称“朱继源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又称“李评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因其中有“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莲台刘求茂绣梓”字样，故称为“朱本”或“刘莲台本”；《西游记传》，此本有明刊单行本和《四游记》本，学界称其为“杨本”或“阳本”。

六种清代刻本包括《西游证道书》，简称为“证道本”；《西游真诠》，简称为“真诠本”；《新说西游记》，简称为“新说本”；《西游原旨》，简称为“原旨本”；《通易西游正旨》，可简称为“正旨本”；《西游记评注》，简称“含评本”。一种清代抄本为《西游记记》，因其中有“怀明手订”等字样，故简称“怀明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