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继承了文学传统中史传的思想与写法，在此基础上开拓了长篇白话小说中英雄传奇类的创作领域，并为此后同类小说树立了明确的规范。作为古代英雄传奇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水浒传》在题材选择的角度、重点、虚实处理以及结构组织等方面，表现出区别于其他小说的鲜明特质。

《水浒传》沿续宋元“讲史”话本与古代史传的纪实传统，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发挥。《水浒传》以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水浒人物在《宋史》及其他史书中有过零星记载。较之《金瓶梅》《红楼梦》等世情小说，《水浒传》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真实形态。然而，《水浒传》与“七实三虚”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在选材角度及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历史演义据正史而敷演，实多虚少，而《水浒传》与之不同，作品不受正史束缚，多采撷野史、传说加工创作。许多人物事迹，于史无稽。虽或不离真人真事，有一定历史依据，但传之于众口，辗转衍变，已成奇闻异说。作者以卓越的艺术才能荟萃取舍之，进而以其“珠玉锦绣之心”驰骋想象，“因文生事”，小说必然虚多实少。全书故事，与《宋史》的记载相去甚远。所以，虽可与历史演义同隶于“讲史”，如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即如此将《水浒传》归为“讲史”类，但由于写历史题材不受正史束缚，故而在体制上仍应与历史演义视为不同类型。

《水浒传》确立了以为英雄豪杰立传为主的传奇叙事传统。古人这样解释“英雄”，如魏刘邵《人物志》：“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由此观之，可见《水浒传》所传所写一百零八位好汉，都该称得上是英雄。他们“善运筹”“广结纳”，都是大力、大贤、大忠、大义之人，集中体现了底层民众战胜邪恶势力的精神和力量，是人民群众理想中当之无愧的英雄人物。全书着力塑造英雄形象，重在为英雄豪杰立传，选材重点，与世情小说及历史演义重在叙述历史事件截然不同。多数历史演义类小说，如《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隋唐演义》，更侧重广泛涉及历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以及宫廷生活与风物人情，塑造多种多样的艺术形象。故此类小说多称某朝某代之“演义”，而不是“传奇”。

《水浒传》仿效《史记》开创了连环列传式的小说结构。与历史演义、世情小说相比，《水浒传》有其独特的结构方式。作品既不侧重于全朝史事的敷演，也不着意于社会生活全貌的完整再现，而是专注于英雄人物的斗争生活这一个侧面的重点描写，力图通过英雄形象的典型创造来反映时代精神和历史动向，故而“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仿效《史记》而采用连环列传体的结构，“为一百八人作列传”。“聚一百八人于水泊，而其书以终。”全书把人物置于结构的中心位置，围绕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组织材料展开描写，数回集中写一人物为一环节，在行动上和人物关系上又与别一环节相扣相续，一个个人物的英雄故事，由聚义梁山这一基本情节有机串联起来，构成农民起义全过程的艺术长卷。

《水浒传》树立了英雄传奇小说独特的审美风格。把英雄形象塑造得超凡绝伦，是《水浒传》鲜明的特征。金圣叹评价武松时说：“人人未若武松绝伦超群。”（《第五才子书》第二十五回批语）单拿李逵来说，小说描写他反客为主，“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吃了”的质朴粗鲁的气质；江州劫法场“脱得赤条条”，“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的惊人气魄；沂岭杀死四只老虎，奋不顾身打死殷天锡，置“条例”于度外的冲天豪气；扯诏谤徽宗，拽拳打钦差的凛凛英风；“轮起双斧，径奔上皇”，吓得天子梦中“浑身冷汗”的巨大威力，等等。李逵把纯朴率真得出奇、粗卤耿直得出奇、勇猛莽撞得出奇的个性与坚定、彻底的斗争精神融为一体，构成他性格中最光辉最本质的部分，无不使人惊奇、倾倒、赞叹不已。其他如鲁智深、林冲、晁盖、吴用、花荣、石秀、阮氏三雄等，无不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和理想。“《水浒传》对人物的塑造既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上，又超越于现实生活；既含有生活中常人的因素，又超越于常人；既有客观生活的现实性，又有主观理想的幻想性。夸而不丑，佼佼不群，组成光彩夺目的英雄画廊，为作品染上绚丽多姿的传奇色彩，给人以强烈的雄伟、刚健、粗犷、豪放的传奇美感。”^[16]

《水浒传》开创了故事情节惊险离奇的美学风格。作品描写的众多的英雄，大都有一番曲折惊险的经历。如“三打祝家庄”，描写石秀探路、杨林被捉、宋江两次失利、解珍解宝双越狱、吴用两次用连环计，最后获胜。英雄的历险，重重的悬念，紧张的拚杀和出奇制胜的斗智斗勇，使情节曲折多变又格外惊险。又如晁盖石碣村大破官军，晁盖等不过六人，仅着十数个打渔人，就为官军布下天罗地网，有开、有合、有诱、有劫、有伏、有应，奔腾驰骤，势如千军万马，将五百官兵、五百公人打得落花流水。情节的惊险离奇，为表现英雄性格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场面和充分而具体的依据。

《水浒传》在人物刻画上确立了奇而不幻的写法传统。与其他类别的小说不同，英雄传奇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要求采取“传奇”的艺术描写方式。作家需要“把生活中英雄人物所具有的奇特和崇高美经过提炼，集中为英雄理想，创造比生活形象更完美、更奇特的‘超人式’的英雄形象。因而，特别强调对客观对象超越常态的摹写，更多地倾向于理想地表现对象，常以奔腾狂放的艺术想象对生活原型进行大胆改造。对比原型，人物的神勇、力量、智慧、武艺、行动等，均被夸张、渲染、放大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惊险离奇曲折多变的情节也常常把现实中的矛盾冲突和偶然性巧合浓缩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艺术描写往往具有更多的假定性，不以外在逼真为胜，而务求内在精神实质的把握和主观精神情趣的寓托，具有似现实而非如实写照的外貌特点，给人以奇异之感。浓郁的传奇美迥异于写实之作纯朴的自然美。”^[17]较之《西游记》一类好用奇幻之笔的的神魔志怪类作品，《水浒传》既超越常情，又基本上保持生活本身的形态。其人物似人而非常人，超人而又非神，其故事似现实而非如实写照，超常态而又非怪诞幻化。奇而不神，奇而不幻。既区别于纯朴的自然美，又区别于神奇的幻诞美。

《水浒传》以其特质鲜明的典型形态，独具魅力的审美风格，给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做出了光辉示范，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英雄传奇小说，尽管思想艺术性参差不齐，都未能逾越《水浒传》的高峰，但在体制上都遵从《水浒传》所开创的原则。清代英雄传奇小说的作者更加自觉地大胆虚构，注意塑造英雄形象，体现强烈的时代精神。与明代相比较，作品更具英雄传奇小说的特质。如《说岳全传》序中金丰倡导“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不仅从理论高度总结了自《水浒传》以来的创作实践，而且赋予英雄传奇小说以质的规定性。可见《水浒传》对后世英雄传奇类小说的深刻影响。

《水浒传》之后，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在《水浒传》的巨大影响下得到迅速发展。嘉靖、万历以降，相继出现了《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大宋中兴英烈传》《隋唐两朝志传》《隋史遗文》以及《英烈传》《于少保萃忠全传》等十余部作品。清初至乾隆年间，《水浒后传》与《说岳全传》接连问世。稍后的《说唐演义全传》《说唐后传》《征西说唐三传》《反唐演义》等作品，形成一套从隋到五代的英雄故事系统。此外，还有《北宋金枪全传》《飞龙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以及许多无名氏撰写的作品，如《说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从这些作品中，无不可以看到《水浒传》所开创的英雄传奇类小说创作规范的影子。

《水浒传》在史传基础上所开创的传奇纪事的独特的美学规范，使之成为英雄传奇体的典型形态，为后来英雄传奇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范本。《水浒传》对古典小说创作艺术的丰富与拓展，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