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传记文学是以刻画人物为主的一种文学形式，但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中国古代传记的发展，以唐代为枢纽，形成两个不同的重心。唐代以前的传记，以史书中的传记（即史传）为主流，代表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尤其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的出现，使史传文学呈现出勃勃生机。魏晋以后，文学与史学分道扬镳。史学著作从总体上淡化了文学性，又由于统治者对修撰历史的重视与控制，使史学著作思想性也明显减弱，因此，史传文学逐渐衰微。而从西汉末年开始，由于受史传的影响，各种杂体传记逐渐兴盛，尤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杂体传记的发展，使之成为唐代以后传记的重心。

我国文学史上，屡以“传奇”做文学体裁的名称。唐代文言小说、宋之诸宫调、元之杂剧和戏曲，都曾被称为“传奇”。王国维先生说：“盖传奇之名，至明凡四变矣。”（《宋元戏曲考·余论》）即谓此。不过，所称“四变”，均与章回小说没有关系。中国古典小说，以唐代传奇为成熟的标志。最早使用“传奇”一词的是晚唐裴铏，裴铏将其小说集定名为《传奇》，宋以后人遂以之概称唐人小说。著名的有蒋防的《霍小玉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镇的《莺莺传》等。从内容看，这些传奇多传写奇事与传示奇异。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历史传记有密切的关系。唐代传奇以史传笔法为主，同时融进了志怪、志人小说的一些特色，成为中国小说成熟的标志。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开山之作的《水浒传》，在写法与思想上广泛借鉴了《史记》以来所开创的传记文学的特点，形成白话小说鲜明的特色。《水浒传》对史传文学思想的借鉴，首先体现在其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上。中国古代传记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都倾向于现实主义，真实描绘历史发展中的人和事，以达到褒善贬恶的目的，尤其是史传作品，如《左传》《国语》《战国策》，敢于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敢于批判邪恶、歌颂正义。司马迁的《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敢于冲出为尊者讳的藩篱，把如椽之笔伸向统治阶级内部，揭露其罪恶行径，剔除皇帝头上的神圣光圈；敢于把热情洋溢的笔墨付诸贱微的下层人物，对刺客、游侠等表示极大同情，并且赞扬他们的一些优良品德；敢于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把他们比作汤武、孔子，如此等等。正是由于《史记》敢于批判现实，所以统治者视之为“谤书”，这也从反面说明《史记》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水浒传》继承发展了史传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以表明“乱自上作”。这种大胆批判现实的精神，是史传精神的再现。正因此，统治者视之为洪水猛兽，把《水浒传》也列为禁书。《史记》是“谤书”，《水浒传》是禁书，足见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水浒传》对史传文学的继承，还体现在其强烈的反抗精神上。由于专制制度的压迫，人的生命活力受到抑制。反抗强暴，乃是人的生命活力的释放，体现了生命的价值。《史记》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张良狙击博浪沙，尤其是秦末农民起义中涌现出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萧何等人，掀起一场历史的巨浪，摧毁了暴虐的秦王朝，在中国的史册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些反抗的精神中，也包含着一定的个人、家族、社会的复仇因素，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精神却深深地感召着后人。《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农民起义，也正是这种反抗精神的继续。开始是零星的个人复仇，逐渐地发展为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向封建社会挑战，不向官府低头，轰轰烈烈，写出了一部悲壮的史诗。“逼上梁山”，是由被压迫到反抗这条道路的形象化的高度概括，其中明显渗透着我国史传文学反抗精神影响的痕迹。

《水浒传》对古代史传文学的继承，还体现在其“侠义”精神上。古代传记记载了大量的英雄人物。从上古时代的黄帝开始，有数不清的英雄，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英雄，也有初出茅庐的少年英雄。他们在某个领域有过辉煌业绩，轰轰烈烈地干出了一番事业。仅秦汉之际而言，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项羽叱咤风云，灭掉强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强暴；汉高祖起于贱微，终登帝位；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四海；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大将；还有张良、萧何、陈平、卫青、霍去病等，真是英雄辈出。而像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众多的英雄出现在传记之中，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传记因为有了这些英雄而显出勃勃生机。司马迁曾说作七十列传的原因：“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传记作品记载的就是这些“倜傥非常之人”，是英雄者的颂歌，充满着英雄主义精神。《水浒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曲英雄主义的颂歌。一百零八人，个个都是英雄，天不怕，地不怕，具有顽强的斗争精神。《水浒传》以悲剧结束，但它留给后人的并不是哀伤，而是那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精神。

《水浒传》对史传文学写法上的继承，首先体现在其个性化的人物塑造上。中国古典传记，从《左传》开始就注重刻画个性化的人物，到《史记》显得更为突出：“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于纸上；《项羽本纪》，觉暗噁叱咤来薄人。”（《史记会注考证》）《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传记的这些特点，也写出了极有个性的人物。金圣叹评《水浒传》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人，也只是一样。《水浒传》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在叙事方法上，采用了传记的形式。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纪传体例是由司马迁《史记》开创的，这种形式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以写人为中心，写故事先从主人公家世、来历写起，对人物的姓名、籍贯以及外貌、性格等做简要介绍，然后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一直写到人物的死，乃至于写他的后代子孙；其二是写人物时不是纯记流水账，而是每篇有一个“主脑”，围绕人物的性格特征选择几件典型事例，有重点、有层次地叙写；其三是情节起伏多变，引人入胜，但又写得有头有尾；其四是结构独特，《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传著作中的人物传记，从总体上看属于史书的一个部分，但各篇之间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每篇传记都有作者的评论，以“太史公曰”“赞曰”等形式出现，或在文后，或在文前，有时在叙事中直接评论，夹叙夹议。《水浒传》深受这种形式影响，每个主要人物出场，作者都要先介绍一番此人的姓名籍贯、绰号武艺，像晁盖、宋江出场时的介绍，都非常细致。小说中的故事极富生动性、曲折性，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变化多端，每个人都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水浒传》在结构安排上，主要是单线发展，但又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勾连。每个人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中篇或短篇，通过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壮阔画面。《水浒传》中也明显地带有作者的思想感情，对人物进行评论，有时借他人之口评论，有时直接评论，有时在某个英雄事迹完全结束时也有类似“太史公曰”的评论以韵文形式出现。这种正面、侧面评论人物的方式，无疑也是受到纪传体例的影响。

《水浒传》继承了传记虚实结合的写法。一般来说，传记作家根据历史事实，在符合生活逻辑、人物性格的前提下，要对所写事件进行合理的艺术发挥，使历史的“真”显得更为形象、生动。为此，作者设身处地，替人物拟言代言，使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传记在刻划人物形象时往往采用以虚补实、以艺术之真补充历史之真的方法，这给古典小说虚实相生、寓实于虚的方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传记与小说是相通的。小说的特点，正如金圣叹所说，是“因文生事”，可以进行虚构，具有更大的想象自由，不像传记那样是“以文运事”，要受到历史事实的限制。虚实结合还体现在对那些奇人奇事的描绘上。传记中的奇人奇事，颇具浪漫主义色彩，他们在某些方面总有超人之处。《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而且又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这比传记有更大的发展。作者把英雄们的反抗性格和道德情操提到很高的境界，并把自己的爱憎感情熔铸在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虚实结合还表现在对人物行为的渲染和夸张上。传记中写人物，在真实的前提下适当进行艺术夸张，如《史记》写项羽，多处用夸张手法，写巨鹿之战时，连用几个“无不”，渲染气氛；写到楚汉相争时，项羽“瞋目而叱之”，使对方人马俱惊、倒退几里。《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传记的夸张手法，写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忠心以及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极富浪漫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