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中国，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文化心理的特质。这一特质，一方面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同时，也密切地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二者的碰撞，必然会给古代小说留下鲜明的伦理印记。古代小说的这一传统在《水浒传》中不无例外地得到了显示。

今天论争《水浒传》的主题为忠义或诲盗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一则因为诲盗说的提出本身便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二则从几百年来读者的审美选择看，《水浒传》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其巨大的魅力。大众的审美眼光是具有客观公正性的，《水浒传》正面主题的价值不容否定。

一部《水浒传》作品的命意表达，带有明显的儒家思想的色彩，这种儒家的思想，最主要的体现在忠与义上。忠义是儒家关于君臣关系及社会道德的重要思想与主张。忠义既是以臣事君的最基本准则，又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之一。《论语·八佾》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为臣者的职责是事君要忠，矢志不移。义即正确合理的行为。仁、礼、智、信是义，忠君更是义：君主以俸禄豢养大臣，使大臣养尊处优，大臣理应无条件地为君主服务，甚至献出生命，即所谓舍生取义。因而，忠是义的内涵之一，这是忠义常常连称的原因。先秦儒家之所以倡导对君主的忠义，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不忠不义、惟利是图、看风使舵、为所欲为是当时许多大臣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礼崩乐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儒家认为臣民只有忠义于君，惟君主马首是瞻，才能团结一致、力量强大；失去臣民对君主的忠义，天下将会大乱。

《水浒传》通过宋江起义与招安表达了对宋徽宗皇帝的忠心，这一点毋庸怀疑。此外，《水浒传》还通过宋江以及其他人物形象全面而丰富地表达了儒家的其他伦理道德思想。在作品中，作者将先秦儒家的人伦道德作为评价标准，对梁山好汉的品行做出了评价，赞颂了其高尚的品质。在儒家学派看来，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禽兽，就在于其懂得人伦道德。在作品中，晁盖、宋江等梁山好汉对仁义、孝悌、忠良等十分赞赏并切身行之，这与高俅等封建统治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晁盖为人仗义，待人真诚，总会慷慨解囊救人于危难，很多英杰都十分敬仰他；而且他对封建统治者十分痛恨，对人民的疾苦十分关注，敢于反抗黑暗统治，智取生辰纲，沉重地打击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那些贪官污吏；而后来与众兄弟聚义梁山后，便举起反抗官府、为民除害的大旗，威望越来越高。宋江在作品中是仁、义、礼、智、信的典型代表，第一，讲仁，同晁盖一样，慷慨解囊，助人摆脱危难，被称为及时雨；第二，讲义，为了救出晁盖等七条好汉，自己担负血海般的干系；第三，讲礼，以礼待人，最后连李逵这般的人物，也甘愿跟随他，保护他的安全；第四，讲智，取得不少战役的胜利，如智取无为军、三败高俅；第五，讲信，他一旦答应别人的事情，就决不失信，努力完成。作品中他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成为儒家思想的忠诚坚守者和践行者。在征讨辽国的战役中，宋江毅然拒绝辽国的诱降以及吴用的劝说，明确表明，就算宋朝最终背负自己，自己也不会背叛宋朝，要誓死忠心朝廷，这样还得以留名青史；倘若背叛宋朝，将天下难容。由此，不难看出其忠君思想。另外，在作品中，李逵、雷横、公孙胜等也是十分孝顺父母；而从武松身上 “悌”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人都是由于奸臣当道，昏君无能，最终被迫上梁山，背负了所谓的 “犯上作乱”的罪名。在作品中，施耐庵通过具体的描写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体现。

《水浒传》在继承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同时，也发展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如《水浒传》强调忠君，却又大胆地对忠君思想进行了拓展与深化。作品中打出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将造反与忠君完美地统一起来。《水浒传》包含了强烈的民族感情。作品自然地将忠于君主、报效朝廷的思想与保卫国家、抵抗外族入侵联系起来了。并且在这里，抗击辽国已经不仅仅是“为皇上分忧”了，而是由好汉们内心油然而生的爱国之情及民族自尊心作为后盾的。《水浒传》也体现了宝贵的民本思想。在《水浒传》中，水浒英雄们却代替封建君主履行了“爱民”的职责。梁山好汉以“杀尽贪官”“保境安民”为己任，虽然并没有直接地提出要为普通百姓造福，但抵御外族侵略、铲除贪官污吏却是间接地给平民百姓带来了利益，使百姓免于战争之苦和贪官盘剥。

《水浒传》在刻印之初，便冠以“忠义”二字，可见当初出版商与受众的心理接受氛围对这一主题的认可。今天我们探讨《水浒传》创作命意表达，更多时候，需要把作品还原于当时的背景与氛围之下去考察。诞生于封建时代的《水浒传》，作者的审美立意不可能超越时代的范围，而势必背负着沉重的传统道德命意，更何况元末明初的时代氛围对传统道德的回归有着强烈的呼唤，宋江农民起义的题材是表达时代呼声再好不过的素材了。《水浒传》是我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诉求的经典范本，它所放射的思想光辉将是普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