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主题的忠义说一直以来有很大的市场。作品的这一主题因何而来？体现了作者怎样的创作命意？

如果我们对比《水浒传》的几个主题的话，就会发现，“忠义说”与“农民起义说”是矛盾的，因为作品既写了宋江一百零八人的农民起义，带有明显颂扬与赞美的色彩。但是《水浒传》最后的结局却是宋江为了忠义而招安于朝廷，这二者反映出来的作者的立场明显是矛盾的。如果从作品成书的世代累积方式来看的话，这个问题也并不难理解，因为《水浒传》的创作者是宋、元、明三代的老百姓，包括“说话”艺人、杂剧作家和演员，后来才由文人整理、编订成书。在水浒故事广为流传、不断演变以及《水浒传》艰难成书的过程中，忠义思想逐渐渗入到农民起义的故事整体，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复杂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还是先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开始探寻。宋江起义的史实散见于宋、元、明几代的正史和野史之中。李埴《十朝纲要》说：“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乃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13]这段史实记述明确地反映了两个事实：宋江招安投降与宋江投降后征方腊。

宋江投降于宋室朝廷与之后的征方腊行为，成为《水浒传》忠义思想的最早来源。可见，后来民间流传的故事即使再夸大、虚构，还是尊重了历史的基本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含蕴的思想内容，对于口头流传的水浒故事的影响是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而且，历史上的宋江投降并充当鹰犬，这类事情在当时可能并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内容，只不过是他们被官军打得走投无路了，就投降；既然投降了，叫去打方腊就只好去打，如此而已。但是，历史上这种投降、打方腊的事迹非常适合于用忠义思想来解释，而在烽火遍地的宋、金、元时期，饱尝国破家亡之苦的人民群众，对于忠义思想的呼唤尤其强烈。他们对水浒故事的最早贡献之一，就是使其不断地向忠义思想靠拢。”^[14]

宋元时期流传的水浒故事，其思想内容还明显地保留着宋江起义由反抗斗争逐步向忠义思想靠拢的痕迹。宋代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序》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赞扬宋江虽然造反，但并不像方腊那样膺称帝号。宋江赞词的内容同他在《宋江三十六赞》中排列的位置之间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说明宋、元水浒故事的思想内容还处在由反抗斗争向忠义思想演变的过程中。龚开抓住宋江虽然造反，但无追逐皇权的野心这一主要问题为其辩护，认为宋江心存忠义；并将宋江与柳盗跖相提并论，认为宋江也是“盗贼之圣”，也即“忠义强盗”。龚开为“造反而忠义”这一命题找到了“理论”根据，使之变得合乎逻辑起来。

由于宋、元时期民族斗争激烈，社会形势的变化，使得忠义成为一种集体心理需求，流传中的“水浒”故事便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明显的忠义思想。宋、元时期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把宋江等造反同权奸误国、民族危亡联系起来，从而把梁山泊的反抗斗争纳入了忠义思想的轨道，按照时代给予的逻辑推理方法，为“造反而忠义”的命题做了充分的、合乎情理的解释。其后的《梁山泊聚义本末》把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写得比较曲折，写他在成为梁山义军领袖之前，就已经有了浓厚的忠义思想，更加明显地强化了忠义思想的倾向。可见《水浒传》忠义思想的形成，在宋、元阶段，经历了民族矛盾斗争社会背景的促进。

元代“水浒戏”大量出现，在异族统治的背景之下，元代人对于恢复汉族统治有着强烈的渴望，忠义思想的表达诉求较之以前就更为突出。元人水浒杂剧中第一次出现了杏黄旗和忠义堂。在水浒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如《三虎下山》中宋江上场时说：“忠义堂溯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李逵负荆》中宋江说：“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杏黄旗和忠义堂的出现，赋予水浒故事以更丰富、更有思想深度和艺术内蕴的情节，标志着水浒故事已经形成并趋于成熟，为水浒故事的忠义思想充实了更具体、更形象化的表现手段，甚至成为忠义思想的一个有机部分。与此同时，水浒杂剧中以忠义思想为主要性格特征的宋江这一艺术形象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变得丰满了。元杂剧中，在宋江的绰号“呼保义”之外，又增加了“及时雨”的绰号，《还牢末》说他“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便助他些钱物”。这就为宋江的忠义思想填充了具体的情节，为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增添了重要而细致的一笔。

《水浒传》成书以后，将前代“水浒”故事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忠义思想加以集中提炼，使得作品的表现意味更加强烈。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前，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主要表现为惩恶除暴，救困扶危。“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是“替天行道”，“武松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是“替天行道”，“吴用智取生辰纲”“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同样是“替天行道”。在作者看来，打击奸臣恶霸，惩制滥官污吏，都是为了“替天行道”“忠心报答赵官家”。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梁山义军的忠义则体现为力争招安，辅国安民。在作者看来，梁山义军只有“赦罪招安”“瞻依廊庙”，才能在赵家天子的旗帜下名正言顺地“替天行道”“同心报国，青史留名”。因而，梁山义军排座次之后，一方面通过李师师打通枕头关节，以文的方式，主动争取招安，一方面抵抗征剿部队，以武的方式实行“自身防卫”，为招安创造条件。在作者看来，梁山义军征破辽国，抵抗外侮，保境安民是忠义。他们征剿方腊，平定内乱，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同样是忠义。

明代著名评论家李卓吾在《忠义水浒序》等序跋评点中，对《水浒传》忠义的主题表达给予了盛赞：

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

正是从忠义思想出发，李卓吾对宋江等梁山英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水浒传》作者正是在总结与继承前代形成的忠义思想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发与强化这一主题，从而构成这部作品以忠义思想为内容、伦理判断为主体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