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主题为“诲盗”的说法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这要从“水浒”故事的流传过程说起。宋江等人起义的史实，发生在北宋，而反映宋江等人起义的故事，则产生于南宋。在南宋最早出现的水浒单篇故事，有“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等名目，这在南宋人罗烨编的《醉翁谈录》中有记载。之后，宋末元初人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里又记载着宋末画家龚开写的《三十六人画赞并序》，从龚开写的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宫廷画家李篙已经为水浒人物图形画像，龚开正是根据这三十六人图像写了赞语。这说明当时口耳相传的水浒故事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有了较大的影响。再后，就有了元朝人无名氏抄录整理的宋人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其中有“梁山泊聚义本末”。这里的“梁山泊聚义本末”，可说是《水浒传》的雏形。它基本具备了水浒故事的大体格局，也即上梁山—受招安—征方腊这一情节结构。这是水浒故事流变过程中口耳相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并没有出现过称《水浒传》是“诲盗”之作的文字记载。

明代中期，《水浒传》成书并刊刻印行，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以后，称《水浒传》为“诲盗”之作的文字也随之而出现。最早有记载的是明代中叶的文人汪道昆和张凤翼。汪道昆（1525—1593年），戏曲作家，他在《水浒传序》里托名天都外臣写道：

“……或曰：子叙此书，近于诲盗矣。余曰：息庵居士叙《艳异编》，岂为诲淫乎？《庄子·盗拓》，愤俗之徒；仲尼删诗，偏存郑、卫。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嚎亦可，无须参苓也。”^[8]

从汪文来看，他似乎在为《水浒传》而正名，但是他首次提出了“诲盗”一说，反倒把读者的思维引向了这一方向。和汪道昆同时代的戏剧作家张凤翼（1527—1613年），也写了《水浒传序》。他说：

“……兹传也，将谓诲盗耶，将为诲盗耶？斯人也，果为寇者耶，御寇者耶？彼名非盗而实则盗者，独不当弭耶？传行而称雄稗家，宜矣。”^[9]

从张序所写内容来看，在明代中期，当时社会有人直接批评《水浒传》为“诲盗”之作了。汪、张二人虽提到了当时社会批评《水浒传》为“诲盗”之作的情况，但是二人都在为《水浒传》而正名，都肯定作品的正面价值。

明中后期，批评《水浒传》为“诲盗”之作的声音日渐增多。“公安派”文人袁中道（1570—1623年），在《游居柿录》中曾说：“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指《金瓶梅》—引者）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蠢俗乎！”袁中道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水浒传》为诲盗之作，人们不该推崇它。而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则观点鲜明地进行了批评，他说：“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10]金圣叹是借批评《水浒传》为“诲盗”之作而为其“腰斩”《水浒传》找理由。一直到清末，如燕南尚生、梁启超等人，还在其文中批评《水浒传》为“诲盗”之作。

“诲盗说”的提出有着明显的官方立场，是社会上层统治阶层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对底层民众有意识地炮制的思想导向。明朝中叶，朱明王朝的统治开始逐渐式微。这种式微趋势，英宗朝已露端倪，代宗、孝宗朝虽经两度改良，稍趋稳定，但自武宗开始，就江河日下了。这时的农村，两极分化加速，经济急剧崩溃，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成祖朝永乐年间那种“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的景况已一去不复返了。与此相应，农民暴动遍及各省，山东有蒲台农民暴动，福建有沙县农民暴动，湖北有荆襄流民暴动，四川有赵铎起义，河北有“二刘”农民军起义，江西有抚州暴动，此起彼伏，连延不断，一直酿成了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往往以《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为榜样，有的举起《水浒传》“替天行道”的大旗，有的学习《水浒传》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组织形式，更多的是用《水浒传》英雄的绰号作为自己的绰号以号召群众。明王世贞的《明朝通纪会纂》中就有农民义军运用“一丈青”绰号的记载，《明季北略》一书中也有“黑旋风”“王矮虎”“一枝花”等绰号的记载。明末农民大起义中，这种借用梁山英雄的混名则更多。这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恐惧，他们下令禁毁《水浒传》。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崇祯帝曾因此下了圣旨：“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水浒传》。”^[11]到了清代，禁《水浒传》就更为频繁。顺治、康熙、乾隆、嘉庆等朝，都三令五申申饬禁毁，如“乾隆十九年议准：《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道光年间，反动文人俞万春干脆自己动手写了《荡寇志》，妄图来抵消《水浒传》的巨大影响。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批《水浒传》、禁《水浒传》、改《水浒传》的现象，这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水浒传》影响的日益扩大深入，直接鼓励、指导着起义农民的武装斗争，直接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惊恐和仇恨。于是，“诲盗”之一说甚嚣尘上，禁、改《水浒传》成风。

主张“诲盗说”的传统文人，明显有着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动机。长期以来，文人学者对“诲盗”一说进行了诸多分析论辩。既然《水浒传》为“诲盗”之作，那么谁为“盗”？汪道昆、张凤翼认为蔡京、童贯、高球辈是“窃国大盗”，是无刃而戮、不火而焚的“大盗”，而宋江等人只是“窃钩小盗”。相比之下，蔡京辈才是真正的盗。而明末骂《水浒传》为贼书的左懋第在《题本》中就“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张文襄公全集》），明确骂宋江等人为盗贼。而金圣叹更是鲜血淋漓地指出：“其幼，铸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12]应该说，说梁山英雄是“盗”者，着眼于农民起义对封建秩序的破坏性，都是封建时代文人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而产生的思想上的立场。

把《水浒传》主题定性为“诲盗说”的做法在《水浒传》主题类别中属于小众化的观点和行为，并不占多数。“诲盗”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法，是以否定农民起义为出发点，以消除《水浒传》影响、维护地主阶级统治利益为归宿点的观点。但是诲盗说的出现，毕竟能给我们对这部作品的认识以些许启示。《水浒传》作者原有把梁山英雄纳入忠义藩篱的创作意图，而那些卫道者们却确实尽力发掘《水浒传》中忠义的微旨。但作品本身产生的客观力量，却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情状。尽管读者对作品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农民和统治阶层这两个对立阶级的读者却从《水浒传》中看到了同样的一个事实：造反。前者由此而得到鼓舞，后者由此而惊恐万分。诲盗说正好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