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主题非常复杂的作品，至今人们对其主题的理解有“忠义说”“诲盗说”“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市民说”“游民说”等。《水浒传》主题的多种说法，源于宋江等起义者在长期的流传中，已经与历史和社会现实中的起义英雄有了较大的距离，而被赋予了丰富的传奇性。这一方面是由于民间的说话艺术家、剧作家和那些街谈巷议的传播者们“作意好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接受者的猎奇喜异，体现着读者的民族文化传统意识。

宋江起义的史实原型在民间与文人群体中逐渐远离了事实，而被传奇化。首先，《水浒传》中宋江起义的规模和头领的人数被夸大。宋江义军的首领，在史书上只说是三十六人，且只列举了宋江一人的姓名。到《大宋宣和遗事》和宋末元初的《癸辛杂识》所记，虽然仍是三十六人，其姓名却已全部列出。元杂剧中又变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其姓名比前又多出燕顺一人。而《水浒传》中一百单八位好汉则是全部有名有姓的了。人数的增多，规模的增大，首领的增加和具体化，适应着人们以多以大为奇的心理，唯其多且大，才显得引人注目，勾人心魄。其次，梁山好汉的身份和故事在小说中明显带上了传奇色彩。《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起义的三十六人身份有朝廷将官、下级军官、县衙押司差吏以及庄户地主、农民、渔人、流浪汉、僧人之分。元杂剧中水浒好汉又增七十二人。到《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已成为整整齐齐的一百单八人，人人有其姓名。其身份上自失势的帝子王孙、朝廷将军、下层军官小吏，下至农民、猎户、渔人，以至于屠儿、刽子、游民等，应有尽有，几乎包揽了封建社会除去在位的皇帝和当权的贵官之外的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再次，起义人物的思想性格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被传奇化。以宋江为例，史载宋江“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乃是一个横戈跃马、英姿勃勃、奋勇反抗的英雄形象，并无显示出对官府有什么留恋之意。侯蒙虽有“招降”之策，却并没有真正实施。宋江之败，乃是被张叔夜“伏兵乘之”“乃降”，宋江还是在实力的抗衡中不敌，于无奈下屈服的。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仍不失为一个血性汉子，杀了阎婆惜就直接上了梁山，并无什么思想犹豫和曲折。唯天书中令宋江“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之语，无疑是人为地加上了流传人或记录改编者的意识，这使宋江起义具有了宗教性的上应天意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也留下了宋江等后来受招安的伏笔，使宋江的思想性格开始复杂起来。《水浒传》中的宋江，经过施耐庵的再塑，已几乎是侠气顿消，浑身灌注着儒教“忠义”的气息，在性格上与历史上的宋江不可同日而语了。宋江形象的最终定型，有着历史的因由、民间的加工，但更多的应该说是由于士大夫阶层特别是最后《水浒传》加工者的思想意识的注入。这诸方面的因素，逐步使宋江的形象在发展演化中由狂侠归入了“正”途。

宋江起义的史实在民间与文人中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不同职业身份、文化层次、审美品味、价值取向的人们对故事的丰富与传播做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也将其个人思想、立场、审美等因素灌注入其中。因此，《水浒传》的最后加工整理修订者在面对前代累积的丰富资料的时候，其观点倾向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元的。再加上读者群的眼光层次与品味本身就参差不一，因而《水浒传》主题的复杂多元的解读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诸多关于《水浒传》主题的解读中，反差最大的莫过于诲盗说与忠义说，因为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水浒传》通过写宋江一百零八人起义表达的是弘扬儒家“忠义”道德的主题，抑或是宣扬强盗事实与逻辑的主题？这直接影响了对《水浒传》思想价值的评判。对此，不能不做细致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