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道循环观念与对天下一统的向往

前面我们对学界提出的有代表性的主题说法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一个明显的结论是，没有哪个主题具有统摄全篇的力量。《三国演义》的成书跟《水浒传》《西游记》一样，是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较之后两部作品，《三国演义》的累积时间更为漫长，有一千余年之久。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民间百姓、说书艺人、文人学者、官史修订者等不同阶层的人都参与了“三国”故事与素材的创作与丰富，因而渗透在基本历史事实框架之中的各类作者的思想倾向、审美观念、价值取向就丰富复杂得多。既然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文本表意主体，那么读者对其主题的阐释与解读，妄图通过单一的观点来统摄文本全部命意的做法就显得过于主观。所以，笔者更趋向于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是复合的。

如果说《三国演义》有着复合式的主题，那么这个复合主题里所包含的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笔者认为，首先是天道循环的历史观，其次是向往天下一统的社会观。

首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三国演义》对天道循环的历史观的表现。中国王朝兴废更替的历史发展到《三国演义》成书时期，经过了数千年。历史的起落变幻，会给人以时空转换的沧桑感与存亡兴废的浩叹，更会引起一些哲人的深沉思考。那么历史的变迁是否有某种超越人的力量或内在的规律在主宰着呢？古人中的智者对此一问题思考的答案是天道循环。这一观念看似有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把历史发展的规律简单概括为一种循环的圆圈，没有进步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人的历史观去要求与评价古人，何况每个人的观念都会受时代的局限。

《三国演义》中是否有天道或天命观念？首先，从小说开头与结尾的结构框架上来看。小说开篇第一段即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汉帝，遂分为三国。”小说结尾说：“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基业。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小说从叙述的大结构走向上，非常明晰地概括了汉室王朝至三国并立再到晋演变的历史轨迹。这两段议论表明了作者的一种历史观，也即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分”与“合”的重复交替。这种观点，是对历史演变现象的一种概括，它勾勒出了历史演变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是古人对于历史规律的一种典型认识，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从现代人的进步历史观来看，“历史循环论”是一种简单而直观的认识与概括，它单纯从“分”和“合”的历史表层着眼，没有认识到历史变迁过程中内在质的变化与提升，所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作品中明显存在着这样一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与观念。

《三国演义》的“天道循环”的历史观念除了思想结构以外，还渗透在小说的局部描写中。第一百零九回写司马炎“受禅”，也即以插诗直接点明道：“魏吞汉室晋吞曹，天道循环不可逃。”这里的“天道循环”，无疑是对小说主题的直接明示。这里所说的“天道”，与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天运”“天数”“天理”“天命”等词语的内涵是一致的，都出于对历史发展存在人力不可抗的主宰力量，因而凡使用这些词语的地方，也隐含在“循环”之中。另外，小说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写曹操移驾许都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刘汉王朝名存实亡，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写到曹操与谋士密议迁都之事时，描写道：“……又密奏献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操闻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汉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兴。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兴者。’操意遂决。”此段描写中的“五行不常盛”“火能生土”“代火者必土”等，均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这种古人的“历史循环论”。“五德终始说”认为：“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当符应若兹。”按照此说，五德周而复始地循环，每个朝代与五德相配，因而朝代的更替即是五德的更替，亦周而复始地循环。这明显是一种“天道循环”的观念。

《三国演义》在历史事件的描写中，往往将其与历史上以往发生过的类似事件相较，从而表达着“天道循环”的历史观念。如曹操和司马昭在掌握朝政大权后，均严酷镇压异己力量。曹操曾先后两次揭穿汉献帝的密谋活动，从而杀了董承、董贵妃、伏完、伏皇后等人，司马昭后来篡权时，也揭穿了魏主曹芳的密谋活动，诛杀了张缉、张皇后等人。曹操和司马昭追求权力的手段如出一辙。对这样一种相似的现象，作品用一首插诗来解释：“当年伏后出宫门，跌足哀号别至尊。司马今朝依此例，天教还报在儿孙。昔日曹瞒相汉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四十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历史相似，会觉得其中的主因在于政治人物个性相似或历史形势所决定的谋略的雷同，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却将这种相似的偶然性归结为因果报应、循环往复的历史的必然性。

《三国演义》在描写政权的覆亡的历史变迁时，也流露出“天道循环”的观念。作品写蜀国将亡时，魏国邓艾兵临绵竹，诸葛瞻、诸葛尚父子战死，魏军即将攻取成都，蜀主刘禅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这时，作者发表议论道：“试观后主临危时，无异刘璋受逼时。”“无异”一词，点明了历史变迁的相似性，说明作者认为刘禅今日之临危，和当年刘备临成都时刘璋之受逼，政权覆亡前表现出同样的一种惊恐。小说在客观上揭示了刘禅之临危，是刘璋受逼的报应与循环。由此可见，在作者的历史观中，“天道循环”具有强大的支配力，无论正统还是非正统，无论仁政还是非仁政，在“天道循环”这个规律面前都无能为力，都无法走出循环之路。难怪作者在《三国演义》卷末的插诗中浩叹“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如上所论，如果说《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并不单一的话，那么处于最高层次而且能涵盖其他主题成为若干思想中的核心思想的，那该就是“天道循环”的历史观念。这样一种历史观念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与落后性，但它看到了人类社会是周期性地演变的积极一面。《三国演义》表现“天道循环”的历史观，不仅是为了表达作者对三国那一段历史走向的规律性总结，更是为了警告后来弑君篡位者、施暴行恶者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以使“乱臣贼子惧”。

在明确了《三国演义》具有“天道循环”这样一种位于作品高级层面的主观命意表达后，我们再来看另一层重要的创作命意，“向往天下一统”的社会观。

维护国家统一，渴望社会和平安定，一直是古代中国老百姓的社会观，是一种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这跟儒家文化的社会理想熏染有着密切关系。几千年来，古代中国曾经屡次被强行分裂，百姓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次分裂之后，人民总是能以惊人的毅力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的扰攘不安的元代末年，人们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定会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现出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它的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三国演义》通过极力歌颂的正面人物表达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刘备蜀国集团可以算是作者描写的正面典型。蜀国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以匡扶汉室相标榜，在曹魏代汉以后又以继承汉室的正统自居。他们从来没有忘记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目标没能实现，但他们对益州的治理，对南方的平定，毕竟也为统一做出了贡献。除了刘备集团之外，孙坚、孙策父子胸怀大志，颇有荡平天下之气概。孙权的进取精神虽然不及其父其兄，但他联刘抗曹，侍机而进，治理江南，也是争取重新统一这场角逐中的佼佼者。可以明显见出，作者对凡是有国家一统理念的人物均持正面肯定态度。

与对持一统理念的人物肯定的态度不同，《三国演义》对那些心怀分裂汉室思想的人均加以谴责与否定。一心分裂汉室江山的最突出的是董卓集团和袁术集团。董卓“常有不仁之心”，杀太后，鸩少帝，败坏朝纲，残害百姓，以至“两朝帝主遭魔障，四海生灵尽倒悬”，造成天下大乱，实为不忠不义的元凶巨恶，罗贯中对他自然是痛加贬斥。董卓余孽李榷、郭汜之流，也是一伙狐群狗党，混世魔王，为天下所不容，也为罗贯中所嘲骂。袁术狂妄自大，轻薄无能，急于过皇帝瘾，却既无统一天下的本领，又不顾百姓死活，忠义两亏，同样为罗贯中所不齿。

即使《三国演义》中作者作为反面典型来塑造的，但只要有天下一统理念的人物形象，作者均予以肯定。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具有拥刘反曹的倾向，作者把曹操塑造为奸雄的典型，写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其所作所为违背了儒家的伦理秩序。罗贯中也不惜笔墨地对曹操加以谴责。但是，曹操毕竟统一了北方，并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这样的历史功绩，罗贯中并没有因为曹操为负面人物形象而随意贬低。《三国演义》写曹操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败马超等重大战役，都毫不隐晦地描写了他过人的胆略和智谋。曹操去世之时，罗贯中引用后人的四诗三文，既肯定了曹操的历史功绩，又鞭笞了他的不道德行径。如“雄战魏太祖，天下扫狼烟。动静皆存智，高低善用贤。长驱百万众，亲注《十三篇》。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这是对曹操功绩明显的赞扬与歌颂。而“杀人虚堕泪，对客强追欢。遇酒时时饮，兵书夜夜观。秉圭升玉辇，带剑上金銮。历数好雄者，谁如曹阿瞒”，这样的态度明显是贬斥。可见作者既没有把历史道德化而抹煞某些人物的历史功绩，又没有忘记文学艺术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使命，把人物一一放上道德的天平。尽管他的认识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这样的创作态度却使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深刻的美学意义。这正是《三国演义》为后代的多种历史演义小说难以企及的根本原因。

即使魏、蜀、吴三家三分汉室天下以致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以后，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肯定三国鼎立局面的。因为这种局面标志着天下由大乱走向小合，形成以中原、东南、西南为中心的三个相对稳定的地区，有利于广大百姓的休养生息，这自比天下大乱要好。但是对于期盼国家统一的作者来说，小合终究不是理想之局。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所以作者虽对阴鸷、狠毒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并不喜欢，但对司马炎的取代曹魏，削灭吴国，统一全国，建立西晋王朝却持肯定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是主合而不主分的，期盼尽早结束社会的分裂、混乱局面，迎来国家的重新统一。

罗贯中对三国归晋、天下一统的历史进步走向充满着积极、肯定的情感态度。作品描写三国灭亡，当蜀汉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时，写道：“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这里没有亡国的深哀巨恸，有的却是对统一事业的衷心拥护。当司马炎接受魏主曹奂禅让时，《三国演义》又写道：“此时魏亡，人民安堵，秋毫无犯。”可以看出，在作者看来，国君姓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宁才是至为重要的。当吴国最后灭亡时，同样是“吴人安堵”。尽管西晋统一只是短暂的，但这种统一比起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来，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罗贯中写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三家归晋，天下一统，这不仅是当时老百姓的愿望，更是几千年来深植于中华文化中的天下一统的社会理想的体现。《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在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之下，借三国的历史来委婉地描绘了时代的呼声。

综上所述，根据小说的题材特点和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主观创作意图，可以肯定地说，《三国演义》所表现的当是历史主题，而且是由多方面组合而成的复合主题。它至少有两个层面：通过三国历史来表达抽象的“天道循环”的历史观，并且在三国分合的历史走向中表现歌颂历史走向统一的社会观。这两个层面的主题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天道循环”的历史观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的理念，它深隐于文本叙事的深层，是隐性的。而“国家一统”的社会观是显性的，它浮于文本叙事的表层，是普通读者都可以触摸到的。两个主题虽有各自的意蕴，在作品中的表现亦有显隐、轻重之别，但都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历史情结，以及对三国这段历史的独到认识和理解。从小说情节内容较为外露的意思看，作者似乎是要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三国兴亡的历史过程，反映这一时期国家由合而分、又由分到合的具体状态，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东西，也即历史的兴亡关合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历史的分合关合着国家的治乱：治世则兴，乱世则亡；治世则国家统一，乱世则国家分裂，这种统一不仅是自秦汉以来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更是作家面对乱世而萌生的一种美好心愿。因此，小说的主题当是以歌颂国家统一为中心，包容了历史兴亡和历史分合两大思想意蕴，表现了作者对“天道循环”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层认识，具有鲜明历史特征的复合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