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研究的主题说法历来聚讼纷纭。据黄霖等编著的《中国小说研究史》的统计，关于小说的主题有五类、二十种之多。另据邓绍基、史铁良主编的《明代文学研究》统计，关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有十五种之多。如此众多的提法固然与研究者视角、方法的不同有关，更重要的是由文本内容的复杂性决定的。现将目前学界最为流行的几种观点及对其偏颇的批判列举如下。

“歌颂理想英雄说”。这种观点认为，《三国演义》歌颂了“明君”的典型刘备、“贤相”的典型诸葛亮，对其他仁厚、智勇、忠义之士，也竭力进行了歌颂。这些歌颂，构成了《三国演义》的基本内容。它抓住了《三国演义》塑造人物的基本原则，因而抓住了其思想内容的主要方面，值得充分重视。但是《三国演义》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演义小说，除了塑造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之外，还描写了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只着眼于作品对人的塑造是不足以全面概括主题的。况且，作品对一些正面光辉的人物形象在褒扬的同时，也间杂用了批判之笔。如对刘备，作者强调了他长厚爱民的优点，同时通过他始则拒绝徐州太守陶谦的让权、继则拒绝孔明进兵刘表的策略，以至于一再错失崛起时机的情节描写，隐微地批评他妇人式的懦弱和迂拙。更重要的是借关羽之死，刘备盛怒伐吴，刚愎自用，导致夷陵之战全军覆没的详细描写，批评了刘备目光短浅，意气用事，而忘却联吴抗魏的国家“大义”。这种观点明显没有关注从汉末动乱到三国归晋这一情节主线。

“拥刘反曹说”。这种主题说法出现较早，影响较大。持“拥刘反曹说”观的学者认为《三国演义》虽最初的明代弘治年间的刻本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署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之名，但从其内容情节上来看，《三国演义》并没有按照《三国志》把曹魏作为正统来描写，而将史书中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描写成一个奸诈、多疑、诡谲、骄横残暴、野心勃勃的反面形象；而史书中并不十分杰出的人物刘备，在《三国演义》中则成了一个深得民心、人心所向的明君。因此，“不能把《三国演义》看作一般的历史演义，它不过是借用了《三国志》所记载的其人其事作为小说的素材而已，作者对其中的人物、事件的评价标准、立场却并未受《三国志》一类史书的制约”。^[4]“拥刘反曹说”概括的其实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表现，它是作品的倾向性而非主题。主题是蕴涵于作品中的思想核心，它有一定的客观性，是作品客观上和实际上显现出来的东西。倾向性虽然与主题有一定联系，但倾向性不等于主题则是可以肯定的。作家的意图与作品实际显现出来的思想未必一致甚至矛盾，这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拥刘反曹说”概括的是小说的人民性，也并非主题。

“悲剧说”。该说认为，在《三国演义》中，以曹操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恶德和以刘备为代表的美德之间的尖锐对立，构成了全书最基本的矛盾冲突，冲突结果是邪恶战胜了正义，暴政强奸了仁政，兽性代替了人性。这不仅是三国时期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应当承认，罗贯中确实是把曹操和刘备作为一组对立的形象，作为“奸臣”与“仁君”典型代表来刻画的，表现了“拥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但是，把魏胜蜀败视为全书的结局是不准确的，因为蜀亡后仅仅两年，魏就亡于晋，应该说全书结于三家归晋。该说抓住了全书的主要情节线，并概括了作者“拥刘贬曹”的倾向，但是它的立论基础显然是把蜀败魏胜看作全书的结局，而作品实际结尾却是三国归晋，因而也是片面的。同时，它不尽符合作品实际，罗贯中虽然为蜀汉的灭亡而惋惜，但对率兵灭蜀的魏国大将邓艾却热情地赋诗赞美，而且在写到邓艾死时流露了悼惜之情。因此，用“悲剧说”来概括作品的主题是不恰当的。

“仁政说”。此说的主张者认为，《三国演义》的“尊刘抑曹”倾向，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压迫之下的民众对仁政的歌颂和向往，对暴政的批判和鞭挞。它抓住了《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一个侧面，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了对暴政的鞭挞和对“仁政”的向往，但全书描写的重点却是魏、蜀、吴三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他们斗智斗勇，竭力图王兴霸，以便由自己来统一天下的复杂过程。此说概括的仍属于作品表层或者说浅层的意蕴，因为作品客观显示出来的是：无论仁政还是暴政，都被某种深层的力量支配着。“仁政说”未能概括出此种深层次的内涵，仍难堪任主题。

“天下归一说”。此说的主张者认为，《三国演义》表现了汉末至西晋统一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表现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辩证法，表现了“天下归一”的理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毛本《三国演义》开头的第一句即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应该说，这一主题说法抓住了《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主线，揭示了罗贯中通过一系列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向往“天下归一”的思想，触及了作品主题思想的核心。但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最早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没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这句话是毛宗岗后来加上去的。“天下归一说”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在人物塑造这个重要方面所表现的观点和倾向未能被充分注意，所以用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积极进行统一战争的曹操却往往遭到作者的鞭挞这样的问题。因此说，“天下归一说”尽管已经很具有主题概括力，然而终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