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过程与版本流传‖

与其他世代累积型的章回小说一样，《三国演义》的作者在学术界是个尚存争议的问题，虽然争议并不像《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那么大。明清时期，人们倾向于认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与此同时，也有作者为王实甫的说法。“王实甫之说”至今没有得到证实，“罗作之说”一直较为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又出现了否定罗贯中为作者的提法。“罗贯中说”与“非罗贯中之说”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迄无定论。

《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的证据来源于《三国演义》明代嘉靖壬午最早的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早在80年前即20世纪20年代前期，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综合了各方面的材料之后将《三国演义》的著者断为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接着不久，郑振铎先生在《青年界》上发表了《罗贯中及其著作》等文章，亦肯定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写定者。自此，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普遍认同这一观点，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似成定论。关于罗贯中其人，文献资料记载极少，仅有明代无名氏编著《录鬼簿续编》记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这段记述极其简短，从中难以对罗贯中的生平个性产生较清楚的判断。后来的学者根据“至正甲辰”（1364年）这个时间点来推断出罗大约生于元代延祐二年（1315年），但卒年尚无法推算。据此可以认定，罗贯中为元末明初的一位文人。

关于罗贯中的另一争议是他的籍贯问题。大多数明代《三国演义》的刊本及《隋唐两朝志传》等均署名“东原罗贯中”，加上其他一些文字记载，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1931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人们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1949年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持“太原说”。一般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也都与山西太原有瓜葛。元代在晋阳（今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20世纪80年代，山西清徐县发现的《罗氏家谱》中，罗氏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虽然这一证据论定清徐罗贯中与太原罗贯中为同一人尚存争议，但不失为一种可资参考的有力佐证。

关于罗贯中籍贯的另外说法是“东原说”“杭州说”，其中以“东原说”呼声较大。主张“东原说”是因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从而有人认为《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而所误。《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东原罗贯中”。主张“杭州说”是因为明代学者郎瑛的《七修类稿》云“杭人罗贯中”、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云“钱塘罗贯中”、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云“越人罗贯中”等，所以有了此一说。

《录鬼簿续编》记载的罗贯中是元代一位优秀的戏曲作家。罗贯中所著曲目有《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通过现今发现的史料，罗贯中还是一位优秀的小说作家，尚有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为罗贯中所著。如果这些记述资料确凿可信，再加上《水浒传》也有为罗贯中所著之嫌，那么罗贯中不失为元末明初一位天才式文人。他的著述不但涉及了小说、戏曲两个领域，而且在小说领域，他的创作包含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志怪三类题材。纵观小说史上所有作家，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有否认罗贯中著作权的观点。反罗派学者的基本理由和观点主要有四条：一是文学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元末明初是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草创时期，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产生伟大小说的条件尚不具备；二是从元末明初到明代中叶有近两百年的时间，而这么长的时间里却在文献中见不到《三国志演义》的踪影，这近两百年的空白如何解释？因而只能说明《三国演义》是明中叶成弘年间的作品；三是明中叶各种《三国演义》刊本署名罗贯中不过是书商为了抬高身价而假借罗贯中的大名而已；四是贾仲明所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只是个戏曲家，同明代中叶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并非一人。但是，笔者认为，从现有的材料看，元末明初的文人罗贯中具备创作《三国演义》的时间、艺术气质和艺术素养以及足够丰富的生活阅历，他是那个多难的时代培育出的伟大作家。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象，应透过表象对问题的实质进行综合研究和评估，否则就会做出轻率的论断。在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新材料之前，罗贯中对于《三国演义》的著作权是不能被否定的。

三国故事由于极具传奇色彩，经典人物形象性格鲜明，个性迥异，所以早在宋元时期就在中国民间流传颇广，几乎家喻户晓，在老百姓中影响极深。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三国演义》讲三国底事情的，也并不自罗贯中起始，宋时里巷中说古话者，有‘说三分’，就讲的是三国故事。因为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国志》，甚为详细，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至罗贯中之《三国演义》是否出于创作，还是继承，现在固不敢草草断定。但是现在的《三国演义》却已多经后人改易，不是本来面目了。”^[1]今天我们来看，罗贯中正是以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为蓝本，并结合民间三国故事传说和戏曲、话本等民间艺人的创作成果，“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根据其感悟和喜好，创作了被誉为“第一才子书”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最早系统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是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233—297年）的《三国志》。《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陈寿在记载三国的历史时，态度比较公允持平，基本上能秉笔直书。《三国志》也有不足之处，主要缺点是记载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遗漏。当时人的若干记载，他都没有采用。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372—451年）广泛搜集资料，于元嘉六年（429年）写成《三国志注》。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余种，主要是补充缺漏，记载异说，矫正谬误，辨明是非，并对有关史家和著作予以评论，极大地弥补了《三国志》之不足，表现了史实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多样性，往往能够以事见人，情趣盎然。除了《三国志》和裴注之外，有关汉末三国历史的重要史书还有南朝宋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

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各种通俗文艺都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更多的三国题材作品。戏曲方面，当时的“院本”已有《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等剧目。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说明，在宋代三国故事已经深入人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元代的三国题材创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戏曲方面，元杂剧中的三国戏相当丰富，我们今天知道的剧目就有将近六十种之多。元代许多著名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高文秀、武汉臣、王仲文、尚仲贤、郑光祖，都创作过三国戏。这些作品艺术表现力强，故事完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流畅，富有感染力。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高文秀的《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郑光祖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小说方面，元代出现了汇集“说三分”成果的长篇讲史话本，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有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在此前后刊刻的《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第一次将众多的三国故事串连在一起，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简约的雏形。

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写成了举世名著《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先河。自此以后，明清时期文人纷纷效仿，撰写了甚多类似的历史演义小说，但成就都无法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更加凸显了《三国演义》高超的创作手法和巨大的艺术价值，所以也铸就了《三国演义》在中国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崇高地位。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刊刻印行的版本非常复杂。1996年，英国学者魏安“遍访欧美、中、日诸国图书馆”，对《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了全面调访，写成专著《三国演义版本考》，查知世界各地迄今存世的 《三国演义》版本三十五种，详细记录了每种版本的刊行情况、扉页、序目、卷回、行款、字数、卷端版心题记、碑记、图像、评语及藏本情况。

从版本形态演变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众多的版本可以分为四个系统：通俗演义系统、志传系统、批评本系统、毛本系统。^[2]如果按照版本产生的时代先后给它们依次排序，则通俗演义系统居首，志传系统次之，批评本系统又次之，毛本系统属末。

通俗演义系统的版本包括明嘉靖壬午元年（1522年）嘉靖本、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金陵万卷楼周曰校刊本、明代末年夷白堂刊本、日本藏夏振宇刊本等。各本均为二百四十则，每则又列有一单句标目，只是嘉靖本和夷白堂本为二十四卷，每卷十则，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为十二卷，每卷二十则。周曰校本同于嘉靖本，卷首亦有蒋大器、张尚德两人序文；夏振宇本又从周曰校本出，二者在书名前增添了同样的附属语：“校正古本大字音释”，同样把嘉靖本的二十四卷合并为十二卷，同样保留了蒋、张的序文。夷白堂本行款与嘉靖本同。

志传系统包括余象斗本、余评林本、诚德堂本、忠正堂本、乔山堂本、天理图本、联辉堂本、杨闽斋本、郑云林本、汤宾尹本、黄正甫本、朱鼎臣本、忠贤堂本、杨美生本、魏某本、美玉堂木、北图本、种德堂本、雄飞馆本、三余堂本、聚贤山房本、嘉庆本等等。该系统基本以《三国志传》作书名，形式上表现为上图下文，内容上则多插增关索或花关索故事，因绝大多数刊刻于万历年间的福建，尤集中在建阳一带，故又称闽本或建本。

批评本系统包括吴观明本、宝翰楼本、藜光楼本、绿荫堂本、钟伯敬本、芥子园本、两衡堂本、遗香堂本等。该系统与志传系统的建本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吴观明本的刊行地是福建建阳；藜光楼本虽题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然第一百回回末却袭用建本书名，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传》；志传系统的朱鼎臣本书名本为《三国志史传》，但封面却袭用建本特有的书名：《李卓吾先生批点原本三国志传》。不过，宝翰楼本、藜光楼本和绿荫堂本的刊刻地点已从建阳移到苏州；它们不但与志传系统决裂，同时也有别于通俗演义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将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并借助增加李卓吾、李笠翁或钟伯敬的批评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毛本系统由毛纶、毛宗岗父子批评本及其派生本组成。该系统流传至今的版本约有七十种之多。

在《三国志演义》的众多版本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嘉靖本和毛宗岗本。嘉靖本因其卷首附有明嘉靖壬午元年修髯子（张尚德）引言而得名。因《三国演义》表现出成熟的小说创作技巧，所以有人以此臆测，在嘉靖本之前，还刊刻过更早的弘治本。不过，从现存的资料看，并没有发现弘治本的存在。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修订非常引人注目。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毛氏父子的修订概括为“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毛本更加突出地宣扬了尊刘抑曹的正统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同时又加强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表现技巧、文辞修饰等方面也有显著提高。

在《三国演义》的众多版本中，《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以其特色独树一帜。事实上，李卓吾评本并非出自李贽之手，一般认为是比李贽略晚的明代小说评点家叶昼。尽管《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其实该称作“伪李卓吾评本”或“叶昼评本”，但其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却丝毫不逊色。李卓吾评本首次将《三国志演义》由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也由单题变为双题。虽然合并得很简率，回目亦长短参差不齐，但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却被后来大多数版本所沿袭。李卓吾评本开《三国志演义》系统批评之先河。历史上，最早公开标榜“批评”《三国演义》的是余象斗本。此前的嘉靖本，虽也有小字夹注，对正文进行解释、说明或补充，然并非表述评点者观点的批评。到了李卓吾评本，则不仅有眉批，且每回回末还有总评，总计字数多达数万，因而形成了比余本完整得多的批评系统。李卓吾评本在批评的内容上敢于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正是以之为底本，才有了后来盛行不衰的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