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言作小说，至宋而出现中断的状况，至明清时又逐渐复苏。

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年），瞿佑继承唐人传奇的传统，作《剪灯新话》，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随后仿效者众出，有李祯的《剪灯余话》、赵弼的《效颦集》、邱濬的《钟情丽集》。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传奇之类的文言小说言情志怪，与他们所提倡的理学大相径庭，因而遭到禁止，一度沉寂冷落。及至清初康熙年间，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写出《聊斋志异》，把文言小说推向新的高峰。

《聊斋志异》取材于古代志怪小说、民间故事传说和蒲松龄友人所提供的材料，极写花鬼狐妖的故事以反映世态人情。《聊斋志异》暴露统治者的罪恶，抨击其腐败政治，批判科举制度，揭露科场积弊，提倡进步的婚姻观，表现出明显的现实性与进步性。《聊斋志异》在人物形象塑造与语言运用上表现出极高功力，为后世文言小说创作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聊斋志异》以后，仿效者多出，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沈起风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等。这些作品或者反《聊斋志异》之道而行，不言鬼怪，或仿效追随，极写妖狐，艺术水平各不相同，但均可明显看出《聊斋志异》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