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魔志怪小说通常借宗教传说和民间神鬼故事而敷演成神话小说。明代中期出现的《西游记》是小说史上第一部以神魔志怪为主题的长篇章回小说，它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开创了长篇章回小说的新天地，代表了古代神魔志怪类小说的最高成就。

《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其成书经历了数百年西游故事的世代累积。《西游记》的本事为唐代贞观三年（629年）的玄奘西行印度求法，历时十九年，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玄奘回国后，根据他的口述，整理成《大唐西域记》以记述其取经风闻。玄奘去世后，其弟子彥悰与慧立根据其经历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宋元时期，说话艺术中“说经”一类大量演说玄奘取经故事，其说目有《狮子林》《树人国》《王母池》《长坑大蛇岭》等，并且杜撰出了猴行者与沙和尚的形象。金元时期，戏曲大量搬演玄奘取经故事，金院本《唐三藏》、元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已经将取经故事的部分刻画得细致生动，形象传神。明代中期，吴承恩在平话《西游记》的基础上，吸取大量的神话传说、佛道传闻，并加以融会贯通，艺术地再创造，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西游记》。

《西游记》最为可贵的文学价值在于塑造了孙悟空的形象。作者通过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抗天廷的行动，赞美了他反抗束缚、要求自由、蔑视权威、敢作敢为、无法无天的性格。孙悟空勇敢无畏、狂放不拘的形象，在深受儒家礼教拘约的封建社会，让人耳目一新。从艺术上讲，《西游记》创造出一个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对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神魔形象的塑造，做到了神、人、动物三者的统一，寓庄于谐，充分实现了滑稽诙谐的特征。鲁迅说：“《西游记》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11]此外，《西游记》表现了高超的语言艺术，通俗生动而又富于文采。

《西游记》对后世神魔志怪题材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明代成化、隆庆年间，受《西游记》影响，许仲琳写出《封神演义》。明末清初，董说的《西游补》借西游故事的人物，以讽刺时弊。明末，又出现了《四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些神魔志怪类长篇小说的出现，明显是受《西游记》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