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小说是后起且晚熟的一种文学样式。以明清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为代表的作品风靡至今，相较于其他几种文学样式如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是最晚达到鼎盛的文体，而其一朝登顶，风头远盖过了其他文体。可以说，自《红楼梦》一出，世人几不知有诗文。

小说晚兴于世，其原因颇多。首先与古代中国人的文体观念有关。古人认为，小说这种文体是小道末流，琐屑言论，与政教风化无关。早在《庄子·外物》篇中即出现“小说”一词，庄子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庄子认为，小说就是花哨巧饰的言辞，只能用来讨好、巴结人，对于承载、阐发宏论高见是达不到的。后来《汉书·艺文志》也引孔子对小说的看法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2]孔子虽然认为小说是小道，有一定的可读性，但是如果想承担进一步的文体功能，可能会受到拘限而无法实现，所以君子是不做小说的。孔子的说法代表了儒家的文体观念，即有关政教风化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文体观。而以虚构、志怪、谈神、娱乐、消遣为目的的小说，显然在漫长的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古代社会里，难以成为文学的主流。到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各类学说与著作进行分类，小说被归为可观者“九流十家”中最末一家，此可视为对儒家小说观的延续的明证。即使至宋代，小说体制已成型，且以白话为主的话本甚为流行，儒家正统文人仍不屑于小说这类文体。北宋文人钱惟演说：“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小说地位之低，显而易见。因此，小说对于载道功能的弱化，使得其文体的发展长期受到压抑与冷落。

其次，古典小说成长较慢，受到了传播范围的明显限制。至少在西周以前，学在王官，贵族垄断文化，使之不具有向下流动普及的可能。孔子兴办教育以后，广收门徒，底层人开始有机会学习文化，然而受众群体毕竟有限，且儒家文体观念对小说的歧视，限制了小说的发展。汉魏六朝时期，文人阶层壮大，小说成为传播于此一群体中供闲谈消遣的读物，趋附于正统社会的文人，不可能对小道闲谈的小说文体做出更多的发展。直至宋代，城市经济兴盛，学校教育普及，市民阶层壮大以后，小说的传播范围从贵族、文人扩展至市井细民，娱乐消遣、精神消费的需求刺激了作家创作的欲望，小说在题材内容、审美趣味、语言形式、艺术水平上才获得了质的提升与快速的发展。而明清时期，书商出版小说以满足大众精神消费的同时，刺激了其对利润的追逐，引导与激发着作家在兼顾儒家立言以名垂青史的同时，寻求小说的艺术性与商业性的最佳结合，于是先后出现了成就卓著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小说、世情小说。消费决定着生产，小说发展的历史无疑是诠释这一定律的最好样本。

第三，古典小说发展的滞后，与其语言语体形式有重要关系。古典小说的语言形式，不外文言与白话两种。宋代以前以文言为主，宋代以后以白话为主。从语体形式上看，小说的语体为散体，是散文文学，与以韵文为主的诗词歌赋形成了明显区分。韵文文学因其讲究音律与节奏，句式整齐，用语对仗，篇幅较短，便于歌吟与记诵，因而其传播起来就要容易得多。而散文文学不同，由于句式长短不一，用词较为随意，不拘音律与节奏，无法歌吟，再加上篇幅较长，因而只便于朗读与阅读。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人们的物质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双手尚未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没有太多时间与闲暇追求精神消费的时代，以阅读为主的散文文学样式，尤其是小说，不可能有太大的消费市场。这就是古代社会相当长的时期里，韵文文学的发展一直盖过散文文学的原因。只有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人们有更多时间追求精神需求的时候，小说才有了发展的客观条件，否则，就只是逡巡于文人群体的案头消遣读物，而不能成为大众广泛接受的精神消费品。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历史，呈现出由短制而至长篇，由文言为主而至白话风行，由志怪志人而至历史现实、爱情风月、帝王市民、神仙俗世等内容无所不包的发展轨迹。古典小说的发展，既受到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又受到艺术观念变化的左右，同时也是文体自身发展、演进的结果。梳理古典小说发展演进的历史，对于我们认识明清时期的长篇章回小说名著的价值与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