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贫穷与金钱

老马采斯塔第五疗养院确实景色优美。近观远眺，好一派南方的自然风光，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往从未见过这样的美景。

主干又高又直的桉树，枝条粗粝，浓密的绿叶投下大片阴影；含羞草娇美可爱，让人忍不住触摸；大朵大朵的紫阳花蓝盈盈的，惹人喜欢；夹竹桃朝上绽开着玫瑰色的花；木兰要到晚间才会怒放，香气馥郁。尼古拉仿佛置身幻境，心旷神怡。他常常搓弄香松的细枝，让掌上留下清芬，舔一下，舌尖稍稍感触到树脂的苦涩。

但这儿毕竟并非是远离人间烟火的幻境。治疗期间，病员和陪护的家属是要吃饭的，吃饭是要付钱的。妻子拉依萨向缝纫厂请了假，那虽微薄却十分重要的工资便拿不着了。单靠尼古拉的抚恤金就更显得捉襟见肘，拼命节省着用，也往往入不敷出，十分窘迫。更糟糕的是，直接办理此事的社保部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无视群众疾苦，甚至以卑劣的手段横加阻挠，使他久久地收不到应得的抚恤金。

尼古拉是最不愿意为了工资、抚恤金之类的事情，向组织上诉苦、伸手，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的。可长期以来，直至去老马采斯塔之前，他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拮据，甚至不得不变卖仅剩的东西，如大衣、衬衫、裤子、皮鞋和藏书等。那件厚实的军大衣，常常是初夏典押掉，秋末设法赎回。即使社保银行不拖延时日，他从1926年起，每月领取到的抚恤金也只有35卢布。即便这么小的数目，银行还是在要求尼古拉向曾经工作过的各处索取到许多书面证明材料后发给的。有份材料——一张报表，证实尼古拉在那里担任团区委书记时，有一次领取的月工资是67卢布，于是社保银行据此每月发给他35卢布。

实际上，如此计算，既不准确，也不合理。

首先，即使月工资确实是67卢布，那么抚恤金至少也该有45卢布，35卢布是怎么算出来的，简直莫名其妙。

更重要的是，社保银行完全不了解那个年代的特殊情形。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政府机关和部队工作过，战况多变，戎马倥偬，大家连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领取工资，有时并不完全按照定额。尼古拉清楚地记得，有一回，领工资的日子到了，党委的钱柜里现金不足，尼古拉和另外几个积极分子，每人都只领取了15卢布。这种做法是常有的，不足为奇。然而，假如找出的那张报表，记下的钱数是15卢布呢？难道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据此胡乱打个折扣发放抚恤金吗？

尼古拉脑子里的确闪现过这样的念头。但他是明理的，识大体的。他知道，事关金钱，人家不能仅仅凭你的一段回忆一番话办事，人家要求提供纸质证明材料，这并没有错。

问题在于，多次接触中曾起过争执，尼古拉好不容易收集来的全套证明材料，包括自1919年起，他做过的所有工作处所、一些部队和契卡的首长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当过工人的相关资料，都被烧毁了。社保银行方面声称，那是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尼古拉表示怀疑，他甚至心知肚明，但无凭无据，没法提出指控。社保银行反而理直气壮，要他再次提供大量证明文件。明摆着是故意刁难他，原本比较简单的事情被复杂化了。知情的朋友们愤愤不平，要替他出头，提出严正的申诉和合理的要求。尼古拉坚决不同意。直到贫病交加，在当地的社保银行又屡屡碰壁，万般无奈，他才动笔写信给社保总行的一个头儿，列举各项必不可少的日常开支，说每月至少需要60卢布，方能维持无产者的最低生活水准。这当中根本没把任何文化方面的需求，如订阅报刊之类考虑进去。结果呢，又碰上了一个官僚主义者，竟发来一封公文式的回函，冷冰冰地予以拒绝：

经地区社保银行核查，您的来信，并非表示要纠正本人的错误观点，而是请求破例提高您的抚恤金数额。鉴于此前从未有过重新计算之事，况且您的抚恤金数额的最初计算完全符合法规，因此满足您的要求，向您补发往日的抚恤金，是缺乏任何根据的。

尼古拉大为失望。一次次接触，一次次挫折，也是经历，促使他生发出不少思考，直至怀疑一些相关规章的合理性。他苦思苦索，自己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了，还要去设法弄一大堆证明，“莫非重要的是证明，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他具备很强的党性，不会随随便便在任何人面前发议论，发牢骚。

日吉廖娃是例外。她是尼古拉的挚友，给过他许多实实在在的帮助，是一位遇事既掌握原则，又讲人情味的好干部。她甚至悄悄地接济过他们。尼古拉夫妇感激地、亲热地称这位比尼古拉年长12岁的朋友为“二妈妈”。后来，她去了跟社保有关的部门，做领导工作。

正是这个缘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愿意接连写信，把自己在这方面的遭遇、疑惑、思考乃至愤慨，一一倾诉，希望得到理解、支持与点拨。

昨天有医生来过，进行体检并复查。他做出结论，认为目前我已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力，而且定为一级残疾（这是最高一级，需要别人的护理）。现在，我将和社保银行的工作人员商议抚恤金的数额。和医生的初步交谈，是一件极其无聊而烦心的事情。非得东拉西扯，老半天也没涉及社保……说什么申诉期限已过，为什么不早些交验证件，等等。总之，我必须很快地弄清一个个必须经过的关卡，然后去闯，目前尽量争取拿到30至50卢布，维持近期的生活。淑洛奇卡，这儿的苏维埃机构仍沿袭老的一套，死气沉沉。

不久，日吉廖娃复函，从她的角度阐述看法，并提及雅罗斯拉夫斯基^[1]的观点：当下，党还没有可能治愈所有伤残的同志。尼古拉表示，他能理解，他觉得这话多半是正确的，尤其因为这是在给日吉廖娃的私人信件里说的。日吉廖娃告诉尼古拉，她会去找斯米多维奇^[2]同志，谈谈他的境遇，要求给予切实的支持。尼古拉赶紧表示：“你千万不要去打搅斯米多维奇同志。”

基于亲身经历，尼古拉认为，在抚恤金之类的问题上，相关政府部门的干部处理得往往不对头，而要获得纠正的话，除非官僚主义作风不再绵延不绝，否则根本办不到。他不想让热心的朋友们替他操心，为他奔走，便这样说：到了忍无可忍时，他会自己出面，向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求助，获取推动力。目前还不必惊动这些机构。

其实，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极其不愿意在自己的抚恤金问题上争多论少，“但如今生活揪住我的衣领，把我往地上摁，迫使我解决尖锐的难题，即目前如何度日”。

尽管自身如此艰难，尼古拉毕竟是个视野开阔、思考深入的革命青年。或者说，生活的艰难，使他更加敏锐地觉察到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并萌生一些正确的、然而未免显得超前或幼稚的主张，令人感慨。不过，这也从一个角度突显了革命青年的敏感与锐气。

他思量，一个人当上干部后，工资就比较高，即便生了病，仍然收入不低；可工人同志呢，一旦丧失劳动力，就只能拿到极少的钱。那么，在工作中健康严重受损的人，可能挨饿；原本工资较高的人，则能吃饱。他认为，我们“以工资额来定抚恤金之法规”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不公正状态；在劳动中致残，缠绵病榻，痛苦不堪者，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女清洁工，应当获得同样的待遇。

正因为思路如此开阔，他对于如何解决自身的困难，看法也不狭隘。他这样告诉日吉廖娃：“即使社保银行的人不给予我丝毫的帮助，我也绝对不让自己或任何人继续奔忙，找政府部门，要求解决我个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宁可艰难，我也不再自我折磨了。”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陷入这般艰困的境地，仍毫不气馁，依旧开朗、乐观。他直抒胸臆：“我活着，抱着希望，相信虽系病残之躯，还能站立起来，稍具活动能力，进而可以在亲爱的国家中自食其力，而不必伸手要钱，相信还能在建设、工作和斗争中，为我们工人做主的国家，贡献下半辈子的力量……”

与此同时，他亮出另一个观点：货币是该憎恨的。

这并非脑海中偶尔溅起又转瞬即逝的泡沫。

尼古拉出身于贫苦家庭，忍饥挨饿是经常的，难免滋生“仇富”情绪。曾目睹伙伴只因缺少几张“肮脏的、沾满病菌的纸币”而丧失了“极其美好的生命”，这种感情便越发沉郁。他甚至痛斥纸币“是人类最可耻的发明”。

这时，在老马采斯塔第五疗养院里，尼古拉正和妻子拉依萨商量，怎样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困难。

夫妇俩谈了一阵，又找来疗养院院长，要求谅解与支持。双方确定——

拉依萨可以住在护士值班室，院方还供应一顿午餐。但她除了要照顾重病号奥斯特洛夫斯基外，还必须和卫生员一起打扫病房，帮着干杂活。拉依萨大喜过望。她从来不怕干活，服侍照料丈夫更是分内之事。

每天清晨，她早早起来，打扫完病房后，帮助尼古拉吃早饭。等医生查过房，她便把尼古拉安放到四轮车上，推向一块平缓的坡地，让车子在树荫下停稳。避开了嘈杂声，丈夫可以安静地读书或思考。此时的尼古拉，还有一些视力，双手也稍能活动。他随身带着小镜子，听见脚步声，就借助镜子，看看是谁，是经过附近，抑或径直走来。

按照院方规定的时间，拉依萨推着四轮车送尼古拉去接受浴疗。疗养院坐落在山上，去浴疗房并不远，但山路崎岖，乘帐篷马车还比较方便，五分钟就到，但要支付费用；推四轮车去则吃力得多，也慢得多。一路上，四轮车颠簸不止，坐在车上的尼古拉掌控不住，身躯会向旁侧倾斜，需要妻子刻刻留意，随时扶正。进了浴疗房，拉依萨还得守护着他，不能让他独自待在那里，因为那样不安全，尼古拉可能会被水呛着。在进行浴疗的全过程中，更要注意保护他的双眼。这是因为从温泉水内分离出来的硫化氢具有强烈的刺激性，会使原本就在发炎的眼睛疼得愈加厉害，得替他把两眼蒙上。

日子一长，疗效似乎开始显露，尼古拉很高兴。一些病友跟他熟了，他的床边又经常很热闹了。他还有兴致同护士们开开玩笑。

可惜的是，这种浴疗，最终并没有在他身上取得真正的成效。

浴疗结束后，他回到家里，继续养病。市委应他的要求，让他做一些宣传工作，因此家里又常常聚集着一伙年轻人。

这些年，由于尼古拉花费心血，竭力帮助，妻子拉依萨进步很快。在厂里，她成了积极分子、突击手、先进工作者。索契市苏维埃改选时，她当选为市苏维埃的代表。她确实和当年跟尼古拉初次见面时的那个女孩子判若两人了。如今，除了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她还热心地做社会工作，而且尽量抽时间看书。这个优秀女工正在争取入党。

朋友们建议尼古拉去莫斯科，找著名的眼科专家阿维尔巴赫。倘若尼古拉能把眼疾治愈，或者能稍稍提高一些视力，那该多好。病友马雷舍夫，1903年的老党员，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委员会主任，在这件事情上出了大力。1929年10月4日，依靠他的联系和安排，尼古拉夫妇抵达了莫斯科，住进国立莫斯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半年多的时间，阿维尔巴赫和助手们为他精心检查，用药消炎，但他眼部和躯体内凶猛的炎症仍无法遏制。炎症不除，眼部手术便无法施行。

这样一来，尼古拉又一次陷入困境。不动手术，医院就不能让他长期住下去，因为全市的医疗机构都人满为患，床位紧缺。妻子一直暂住在马雷舍夫的办公室里也不妥，必须以尼古拉的名义，要求有关方面拨一间屋子，而且她自己也得在莫斯科找份工作才好。在此处团区委的帮助支持下，拉依萨不久便幸运地被安排进糖果厂，当了一名女工。要求拨给房子就没那么简单了。拉依萨代替丈夫尼古拉，四处奔走，软磨硬求，虽然过了好几道关，但在区执委会又卡住了，他们只是口头上答应一个月后也许可以拨给房子。可是在莫斯科，人们不仅不相信眼泪，而且不相信承诺。

尼古拉估摸着对妻子说，拨给的可能性大致有百分之九十；至于一个月内调拨的可能性，恐怕只有百分之五十。不过意外成功的情况并非没有，盼着喜从天降吧。当然，指望喜从天降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不过目前也只能如此了。

尼古拉的体质继续明显下降。重感冒如同一条恶狗，纠集着各种并发症，侵害躯体，消耗精力。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成了患病专业户，大量精力耗费在没完没了的治疗上。若是把这些精力的百分之一用于劳动生产，那么车床边的先进工作者恐怕也追不上他。

与此同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虽然缠绵病榻，却仍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大工厂、发电站，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先进的青年工人创造着劳动业绩。报纸上、广播中，常有令人动容的报道——

严冬，寒风凛冽。一家大拖拉机厂正在兴建，有个车间的地面必须浇沥青。用火化开沥青时，浓烟呛人，季节工们拒绝上班。于是，十九个青年积极分子进入新建的空旷车间，既不怕冷，也不怕热，更不怕化开沥青的那一股怪味儿，按时按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季节工们受到鼓舞和激励，也积极起来了。

一座高楼，需要安装玻璃，可玻璃匠们不肯干活。于是，两百名共青团员开始向还没镶玻璃的窗框进攻了。铁盆里的火昼夜烧得通红，团员们在火盆上烤一烤冻僵的手指，灵活些了，便继续把一块块玻璃镶嵌进金属窗框。

每天，成百上千的人，有工人，有干部，一下班便奔向各个建筑工地，掘土、砌砖……干得热火朝天。

尼古拉看报纸听广播，兴奋不已，习惯性地像个宣传员一样告诉病友们，鼓励大家跟可恶的病魔做斗争。

他自己身在莫斯科，可整天整夜躺在医院里，动弹不了，连上一次街也是无法实现的奢望。他一再急切地向东走西跑的妻子询问——

莫斯科市内的布局是怎样的？

市民的生活习惯和衣着打扮有什么特点？

一些党政机关坐落在什么街区？

在哪儿看得见哪些建筑工地？

电车里拥挤吗？

对暂时的物质匮乏，市民们在怎样议论？

……

总之，他关注着首都的方方面面。

1930年3月，医院为尼古拉做了切除甲状旁腺的手术，局部麻醉，手术持续了不止一个半小时。他极困乏，极虚弱，发烧至40度，连续九天高烧不退。

进手术室之前，尼古拉对俯身问话的妻子说：“让我们告别吧，拉依萨，大概再也见不着了。不过，我不会那么容易就呜呼哀哉的。”

手术结束后，尼古拉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他脸色煞白，躯体僵直，身上盖着被单，返回了病房。拉依萨跟进去，见丈夫双目紧闭，眼圈青紫，颈部和头上都缠着绷带，勉强能觉察到他在呼吸；双手无力地放在被子上，微微颤抖。

拉依萨握起他的一只手，冰凉，但在用轻微的握手回应她，并以此传递让妻子别走开的意思。整整六个小时后，他才完全清醒过来，费劲地翕动嘴唇，低声说：“我说过，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就呜呼哀哉的。我还要活着……”

这次手术没有成功——体内的炎症未能遏止，眼部的手术依然无法施行，体质反倒更差了。

尼古拉似乎静静地僵卧着，但脑海中的思绪恰如波翻浪涌，不停不歇。他终于如梦方醒，心中雪亮，脱口而出：“够了，我受够了。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留着干点儿别的事吧。”

同年4月，尼古拉出院，要搬入拨给的住房：莫斯科34街区苗尔特维胡同^[3]12号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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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曼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1878—1934），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科学院院士。

[2]索菲亚·斯米多维奇（1872—1934），俄国革命运动女活动家。

[3]“苗尔特维”有“死亡”之意，出典有二。一说此处曾霍乱猖獗，致使十室九空，成了“死亡”胡同；一说18世纪此处有过一个女房产主，胡同因她而得名。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后，更名为奥斯特洛夫斯基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