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老爷子”和“二妈妈”
从1924年9月至1925年6月，再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将近一年半时间，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哈尔科夫的医疗器械研究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没有任何效果。然后，他被送往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据说那里的泥疗可能会产生明显的成效。
病残严重，久治不愈，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未丧失信心。谁愿意一辈子病体支离？谁愿意一辈子双拐相伴？1924年底，有医生提出，或许需要考虑双脚截肢，他吓了一大跳，坚决不同意。锯掉双脚，那是韦格涅尔教授赴德返回之前出现的一种建议，是他的助手——另外几位医生提出的，他们打算在别无他法、万不得已时这样做。奥斯特洛夫斯基执拗地说：“明摆着的，我这辈子宁肯脑门上挨一枪也绝对不截肢。锯掉双脚，岂不成了废人一个。”
这是一个普通伤残者很自然、很强烈的第一反应。若是听而不惊，淡然允诺，那反而令人诧异了。谁愿意毫不在乎地割弃一部分肢体呢？
在迈纳克疗养院，医生让他别走路。实际上，那些日子他步履艰难，除非有人搀扶，否则就无法动弹；有时候，扶着墙勉强能稍稍挪动几步。此处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他经常坐在轮椅上，从阳台上眺望丝绸般起伏的海面，倾听阵阵轰响的涛声，享受着难得的静谧和愉悦。
那些天，他写给朋友们的信函，也透露出这样的情绪。他说自己已“安顿妥当”，“远离市区及其他疗养院，安安静静”，“坐在轮椅车上，被推来推去的，所以自己并不疲劳”，“阳光普照，暖暖和和，真正的南方气候”，“一片寂静，满目苍翠”，“伙食供应充足，我的胃口大得惊人，吃得好不痛快”。此时他对治病，对以后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依旧抱着很大希望，甚至能以洒脱而风趣的口吻这样推想与表述：“在哈尔科夫，团中央会帮助我找到一份‘坐机关当老爷’的轻松活儿，我可以默默地工作和生活”，“我预计能挣100卢布，维持生活。我要找个老婆，否则缺乏支撑，难免夭亡。双翅剪断，空有凌云之志，也只能这么打发日子了”。
先是在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后来在索契的老马采斯塔第五疗养院及莫斯科大学第一内科实习医院，奥斯特洛夫斯基有机会结识一些病友，获得他们的真诚关心与种种帮助，有的还与他成了终生的挚友。
比如医学院的一名大学生——芬克利什捷因[1]。结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时候，他正因病住院。一天，有个重病人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了13号病房。病人脸上的表情很平静，聚精会神的样子，浓眉下的双眼直直地凝视着前方。在被轻轻地挪移到床上去时，他微微地张嘴说：“请把枕头放平整一点儿。”
芬克利什捷因是个热情的小伙子。瞧着病床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那前额宽阔的脸庞、显然动弹艰难的身躯，他真想跟他认识一下，遇事能帮上一把。可年轻的大学生有些腼腆，犹豫了一阵，才走到床前，简直像要请对方伸出援手，帮什么忙似的，他轻声说，自己过来，是要提出一个同志式的建议……奥斯特洛夫斯基终于听明白了，这个医学院的大学生，希望帮他做些琐碎的事儿，比如读读报、寄寄信之类的。哦，太好了。这雪中送炭般的、主动而诚恳的表示，尼古拉听了好不高兴。他笑了，像个小孩子，还不禁伸出手来，和米沙握了握。米沙也不再腼腆。两个人虽系初次邂逅，却似挚友重逢，不一会儿便聊得很开心。
打这以后，小伙子老是到13号病房里来，跟尼古拉说说话，帮他拉拉被褥，扯扯枕头，和护士一起，搬动尼古拉的躯体。当然，借本书或杂志、寄封信之类跑腿儿的杂事，干得更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面世后，尤其是各种版本陆续推出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直接拿到的样书不多，而他要馈赠的朋友不少，向出版单位购买，有时会耽搁时间。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不愿意让朋友失望的，少不得拜托芬克利什捷因去交涉，或到书店里买。有一回，他在信里如此率性、如此急迫地请求：“亲爱的米申卡，我不止一次地写信给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请他们除了送给作者的25册样书外，再卖给75册。我至少要这个数，否则不够分赠给朋友和组织……跑吧，跑遍各家书店，像疯子似的搜索每一本书吧。”
正因为熟稔到这般程度，尼古拉在写给芬克利什捷因夫妇的一封信中，才会使用如此曲里拐弯、满溢着幽默味儿的落款：“忠实于你们的好柯里亚，一个爱寻开心爱瞎扯其实是爱交友的小伙子，对你们的忠实‘至死不变’。虽然这样表达缺少文采，却是事实。”
前面已提到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很怕被褥枕头起皱褶，因为他自己动弹不易，常常被硌得生疼，要麻烦别人帮忙。后来，他动脑筋，想办法，一次次试验，希望能不再麻烦别人。首先是意志，一旦下了决心，就要坚持，绝对不退缩，不半途而废，以致前功尽弃。被枕头或褥子硌得生疼，他不叫唤，不抱怨，不发脾气，不招呼人帮忙；他转移心思。比方说，考虑怎样给朋友写一封信，字斟句酌，详细地打好腹稿；在读函授大学时，就满脑子想着怎样做书面问答题，争取成绩好一点儿；至于在接受党团组织的委托，负责一个政治学习小组的日子里，他索性全神贯注地“备课”，力求能真正地帮助组员提高水平。他自己是这样表述的：“在家里，在前线，在战斗中，在战地医院，我逐步锻炼。在包扎时，在手术中，我学会咬紧牙关，自我控制。即使松懈一分钟，也会发生不幸……总之，对让自己不好受的琐事置之不理，甚至关节或其他部位疼得厉害，也不去管它。要是屈服于这类感觉，成为它们的奴隶，那真会发疯的。我修炼到这样的程度，可以从意识中驱除身体任何部位的痛感……”
除了芬克利什捷因，病友多半是一线工人和党团干部。病容满面的尼古拉，行动艰困，不是躺着就是坐着，起初只是引起了大家的同情。但时隔不久，他那略带沙哑而挺有磁性的笑声，那热情洋溢、内容充实，而且巧妙地引用民间谚语的讲述，逐渐吸引了不少人。后来，居然每天都有一伙病友围在他身旁听他讲故事。他描述的，仍是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有些生动的细节，若非亲历者是杜撰不出来的。在回忆和叙说当年红军的战斗故事时，他甚至激奋地唱起来，病友们也会跟着哼：
敞开喝吧，朋友，用水晶杯喝酒，祝愿躲过枪弹，祝愿军刀不会砍下我们人头！
祝愿我们乌克兰，永远不会衰败，祝愿我们的光荣——哥萨克的光荣能够永世存在。[2]
那时候就有人向他提出，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呀，一定能赢得读者的欣赏和赞扬的。不过，尼古拉当时依旧相信病能治愈，还没有写书的打算，他要力争继续做共青团的工作。
切尔诺科佐夫[3]是个老革命了，有过被捕、流放的经历。在疗养院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初次相遇，当时他正坐在桌旁看《真理报》。黝黑的瘦脸、紧蹙的浓眉、深陷的蓝眼睛、许久没刮的胡子，头戴半旧的鸭舌帽，身穿斜领黑衬衫，一副矿工的神态与穿戴，仿佛刚从矿井下上来似的。其实，早在十二年前，他就放下锤子，参加了边疆地区的领导工作。如今，由于腿上的坏疽久治不愈，他差不多已经卧床半载了。尼古拉来到这个疗养院，一经交谈，双方都觉得投缘。
切尔诺科佐夫认为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很了不起，任何时候都处变不惊，说自己从未遇见过像他这样年轻而阅历丰富的人。他了解到奥斯特洛夫斯基正身处困境，就写信给一位中央领导人——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泽姆莉娅奇卡，建议给这个年轻人提供物质帮助。在信中，他明确地说：“我深信不疑，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纵然失明，身体也垮了，但他依旧将对我们的党有用。”奥斯特洛夫斯基感到温暖和鼓舞，曾这样说：“布尔什维克的友谊永远连接着你和我。咱们确实是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和老一代近卫军的典型代表。”
1933年，切尔诺科佐夫荣获列宁勋章，1935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荣获列宁勋章，他们彼此祝贺得此殊荣，并相互通信。切尔诺科佐夫在索契时，多次拄着双拐登门探望奥斯特洛夫斯基，关心爱护之情，犹如对待“亲生儿子”。
实际上，他们两人的年龄仅相差9岁。不过，切尔诺科佐夫的革命工作经验要丰富得多。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他很钦佩，很敬重，在送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扉页上题字：赠给我的挚友、老爷子。1948年，即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十二年后，切尔诺科佐夫深情地撰写回忆文章，标题就叫“爱他如子”。
切尔诺科佐夫热心地介绍奥斯特洛夫斯基认识了病友日吉廖娃[4]。
日吉廖娃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初遇那年，已经37岁。她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那会儿，人家管她叫“金工姑娘小淑拉”。几乎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尝过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奥斯特洛夫斯基给日吉廖娃的第一印象不错——身材很匀称，浓发朝后梳，天庭饱满，鼻梁笔直，面色苍黄，牙齿亮白，深褐色的眼睛似乎挺有神，毫无瑕疵。令她惊诧的是，他要从轮椅上站起来非常吃力。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眼里，日吉廖娃中等个头儿，圆脸，眼睛不大，颧骨稍稍突出，背有点儿驼；衣着很朴素，总是身穿白领子的蓝色连衣裙，头上缠着浅蓝色的三角巾，底下露出乌黑的短发。她娴静、文雅，遇事则热诚、爽快。当时，她是一家工厂的党委委员，分管妇女部的工作。
日吉廖娃已经从切尔诺科佐夫处得知，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比自己年轻12岁、入党四年的小伙子，因在国内战争中作战负伤，失去了健康，如今正辗转各地就医，努力争取归队。理所当然地，日吉廖娃以母亲般的深厚关切，不断地给予奥斯特洛夫斯基鼓励、支持，并主动帮助他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这里要说明一下。192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已与拉依萨[5]结婚了。为了避免故事情节破碎，关于他俩的相识相知、恋爱结合，下面另行叙述。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疗效初步显现，奥斯特洛夫斯基拄着一根拐杖，甚至丢开拐杖，也可以走动走动了。这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住院期也满了。老马采斯塔疗养院的医生建议他暂时住在索契，离得近些。日吉廖娃去找区党委书记，详细地谈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丰富阅历、严重病况和当下的艰困处境。区党委书记答应给予照顾，但9月之前，即众多休养者尚未离去之前，很难调拨出空闲的公房。怎么办呢？刚来陪护照料的拉依萨犯难了，因为自己人生地不熟，而且手头没钱。日吉廖娃热心热肠，带着拉依萨，四处打听、寻觅，总算找到一间私房，由她付钱租赁下来，并帮着拉依萨把行动不方便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安顿妥当后，她才返回列宁格勒。
打这以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日吉廖娃通信频繁，传递着革命人之间的友谊。再后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病体难支，一目早已失明，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越来越弱，亲手写给日吉廖娃的信，一封比一封字体歪斜、字迹重叠，让人看不清楚。他知道日吉廖娃是近视眼，尽量把字写得大些，结果有些字大得出奇。
在写书出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抚恤金很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活十分拮据，必须细细计算，省俭节流，他甚至想提出增加抚恤金的要求。他偶然发现有几个月支出高出收入一大截，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日吉廖娃晓得他经常入不敷出，也了解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性格，所以好几次瞒着他，通过银行，汇款给拉依萨，好应付一些开销。奥斯特洛夫斯基刨根究底，从拉依萨嘴里问清了情况，怀着讶异、感激与愧疚的复杂心情，写信给日吉廖娃说：“我终于弄明白了我们取之不尽的生活费的来源……”
奥斯特洛夫斯基夫妻俩亲昵地称她“二妈妈”。
1929年，日吉廖娃前往索契疗养院治病时，再次登门探视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又消瘦了些，视力减退得厉害，看人仿佛透过浓雾，模模糊糊的，而且眼睛不断发炎，疼痛不止。他仰卧在床，自己连翻个身也不行，但他并不抱怨，并不屈服，而是深深地思索着、准备着，恰如石头底下的幼芽，要争一方空间、几缕阳光。他那么喜爱阅读，而今却无法较长时间地看书了。但他请每个来到床边的、识字的亲友邻居帮着念书念报，自己细细听，牢牢记。是的，他开始在心中构想着一本书——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
后来，他从挚友诺维科夫处得知，假如到莫斯科，找到阿维尔巴赫[6]医生，便可望复明。
只要还存在着一线希望，谁会愿意放弃恢复视力的机会呢！
这期间，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提出和拉依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他提出此事不止一次了。拉依萨一直表示不在乎这么个形式，原因有两个：彼时彼地人们普遍不重视结婚登记，认为无关紧要；二是丈夫僵卧在床，寸步难行，去一次得兴师动众，极其麻烦。或者，请民事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登门？这种交道恐怕很难打。那些天，拉依萨的母亲也在索契做客。她主张登记一下，往后无论碰到什么情况，拉依萨能以妻子的身份出面，代替奥斯特洛夫斯基办事。奥斯特洛夫斯基向在场的日吉廖娃求助：
“你想个办法，让我和拉依萨办妥结婚登记手续吧。应当使我们的关系具有法律依据。”
日吉廖娃二话没说，立刻去民事登记处商量。
“让男女双方来登记嘛。”办事员回答。
“一半能来，一半不能来。”
“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十二年了，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日吉廖娃继续说服他们。次日，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终于破例，登门办妥了手续。
1930年7月，日吉廖娃第三次去索契，原本要住院疗养一个月。可这一个月，她所有的自由活动时间，都花在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身上。
一天，已完全失明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听见足音便问：“妈妈，谁来了？”
客人一开口，他就辨听出来了。
这回，他告诉日吉廖娃，自己决定写小说，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一切为基础，描述一个乃至一群年轻人如何投身革命，在枪林弹雨的战斗中奋勇杀敌，在天寒地冻的环境里艰苦筑路……他显然已反复考虑过了。此时面对挚友，他吐露了一个担忧——可别写成了自传。日吉廖娃越听越激动，为他鼓劲，劝他早日动手创作。
不过当时，日吉廖娃也曾暗暗揣想，这么一个重残者行吗？如此艰巨的工作，真能勇敢地开始，坚毅地进行，直至胜利完成吗？
1931年10月25日，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从莫斯科发信到列宁格勒，告诉日吉廖娃，自己即将寄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部数章的稿子，要她读一读，谈谈最初的印象，给予协助。他在信上这样说：
我殚精竭虑，要完成自己的创作，但置身于我这样的环境，真是千难万难。尽管如此，作品还是写出来了。我写完九章，并打印好。目前正在整理书稿，再次找出拼写上的错误，予以纠正。近日我会寄上全部打印稿，你自己先看一遍，然后，亲爱的朋友，请转交给经验丰富的文字专家，转交给将对我的劳动成果做出判断的编辑部。你一看完，就来函谈谈发自内心的意见。当然，觉得作品不行也要直言相告。淑拉，我相信你的真诚。听说编辑部里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那儿书稿积压着，尤其是文学突击手的作品……淑洛奇卡，如果你无法促使编辑部审阅我的作品，或者总而言之，要办此事困难太大，那么请看过书稿后，就寄还给我。我将自己踏上“苦难的旅程”。我得了重病，恢复过来才几天。体力不支，大大影响第九章的写作，已写成的和想写成的不一样，这一章应该写得场景更广阔、精神更饱满、色彩更鲜亮。但是，淑洛奇卡，哪里还有置身于我这样的环境，还继续从事创作的人呢？恐怕没有。我的屋子里眼下住着八个人。妈妈大病过一场，至今走路还勉强。拉娅的厂里没按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因此她白天黑夜在厂里忙……我对已写成的稿子持严格批评的态度，毕竟这是我的处女作，缺点一定很多。如果它不被枪毙，不被认为毫无文学价值，对我来说，就如同一次革命成功。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寄去的书稿，日吉廖娃收到了，细读了，掉泪了。她激奋地回信给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不是文学家，但你的小说震撼了我的心灵。”
日吉廖娃赶紧把稿子交给《汽笛报》编辑部，对方搁置了一个月，夸奖了两句就退了稿，说不了解作者，无意接受。日吉廖娃又把稿子送到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对方收下了，搁置了两个月，也称赞了几句就退了稿，原因相同：作者是无名之辈。
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待得焦虑万分，接连发函。他并非一味催促，而是倾吐想法，反过来安慰日吉廖娃：
久久地盼着你的信，可至今未见。我已猜准，我的书稿在编辑部遭到否定，你不忍心告诉我这个消息。其实，这事儿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你不用为难。
此信写于1932年1月13日。同年1月30日，奥斯特洛夫斯基接到日吉廖娃的一封并非传递佳音的信，第二天便回了一封：
亲爱的朋友，你不知道，听着读信的时候，我的心跳加速了。我暗想，莫非自己交上好运，要从书堆里抽身，转入正在战斗的队伍了？我自问，小伙子呀，你对党欠下债，莫非能偿还一部分，而不再徒劳地四处求医问药了吗？随即又自泼冷水：男子汉，少安毋躁，不要兴奋，倘若幻想过多，生活会让你吃苦头的。因此，为了不至于乐极生悲，我往往缺乏自信……妈妈久病不愈，姐姐也病病歪歪，她们因此郁郁闷闷。为了使她们振作起来，沉静下来，我每每感到很累。但有时候我自己也心烦意乱……
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消沉，不颓唐，付出努力，争取结识一些健壮的人、乐观的人。
他热衷于在舍佩托夫卡的青年中建立文学小组。这个提议得到《十月之路》编辑部的采纳。该报辟有文学专页，每十天出一期。他自嘲般地说：“自己尚未当上作家，却在指导一个文学小组了。”的确如此，组员们交来用乌克兰文写的诗歌等习作，他得认真审读。
很久很久，得不到书稿被采用的佳音。不过，他在长篇小说中所描述的那座小城的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共青团员们，得到这份书稿，他们传阅、议论后，怀着惊喜和兴奋的感情，在一个大会上做出决议，支持出版此书。消息传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十分欣悦，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主要的读者正是这样的年轻人。
他自然心心念念，时刻牵挂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否能顺利出版，而且在想象着，印刷成书后，屋子里挤满了大群热情高涨的年轻读者……
这就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也烦恼，也焦虑，可不气馁，不畏缩，知难而上，立志要创造辉煌。
这段时间内，奥斯特洛夫斯基结识的良师益友还有不少，比如玛尔塔·普琳[7]，比如费杰涅夫·依诺肯季·巴夫洛维奇[8]等。普琳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之间曾掀起过与婚恋无关的感情波澜，而费杰涅夫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成书，有过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下面先讲讲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比较特殊的恋爱与婚姻吧。他与“另一半”——拉依萨的初会是在1926年。
[1]芬克利什捷因·米哈依尔·齐诺符沓维奇（米沙、米申卡、米舒奇卡），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好友。他经常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做一些繁杂而重要的事，婚后还和妻子玛莲卡娅一起，帮助奥斯特洛夫斯基。
[2]这是乌克兰民歌《敞开喝吧，朋友》的部分歌词，书沧译。
[3]切尔诺科佐夫·赫利桑夫·帕尔洛维奇（1895—1966），1912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老马采斯塔第五疗养院和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相识，成为朋友。他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同姓人物的原型。他的妻子是斯科芙雅·安德列叶夫娜·切尔诺科佐娃。在现实生活中，切尔诺科佐夫非常关心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48年，写过回忆文章《爱他如子》。
[4]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淑拉、淑拉奇卡、淑洛奇卡、淑琳卡、淑洛切克）（1892—1956），女革命家。她做过地下工作，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被以真名写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5]拉依萨，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妻子。她婚后的全名是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拉依萨·鲍尔菲里耶芙娜（1909—1992）（拉娅、拉英卡、拉耶切克）。1940年，莫斯科设立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拉依萨任馆长，直至1963年退休。她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塔娅·柯察金娜的原型。1974年，她所撰写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作为“名人生平”系列作品之一面世。此书的中文版不止一种，书名各有不同，如《永恒的爱》《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妻子的回忆》。
[6]阿维尔巴赫（1872—1944），眼科专家、院士。1929年，他为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看过眼疾。当时打算做眼科手术，但由于炎症加剧而无法施行，只切除了甲状旁腺，以求遏止双眼乃至全身的发炎。1936年2月，阿维尔巴赫教授再次提出做眼科手术的建议，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拒绝了。
[7]玛尔塔·普琳（1895—1968），拉脱维亚人，1925年，她在公社战士疗养院与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相识，彼此有好感，曾是心照不宣的异性朋友。她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玛尔塔·劳琳的原型。
[8]费杰涅夫·依诺肯季·巴夫洛维奇（1878—1946），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忘年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得以面世，费杰涅夫出了大力。他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列杰涅夫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