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为了不至于过早崩溃
时间暂且稍稍逆转，穿越到1920年。
那是8月22日，头部受伤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被送进基辅的军医院急救。10月，由于伤重致残，一目失明，他退伍了，要回舍佩托夫卡，要到母亲身边去。一身伤残，离开部队，依依不舍，满腹忧悒；即将见到慈爱的妈妈，又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将近年底的一天，北风凛冽。基辅市火车站。候车室内，人声喧闹。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刚满16岁的小伙子，坐在厚重的橡木长椅上闭目养神。显然和众人一样，他是在等待，要乘车。
这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小伙子，名叫诺维科夫[1]，乍一看，有点儿像尼古拉，因为他也头戴军帽，身穿军大衣。没错，他也是名红军战士，奉命前往德涅泊尔河右岸，去找一支部队。他要乘坐的列车，要等上整整一夜才开，所以，他现在得在候车室里找个空座位，睡也好，醒也好，挨过长夜。他绕来绕去，到处是人，这儿那儿，还乱糟糟地堆放着麻袋、竹篮、布包，连插足也不容易。哦，那边的橡木长椅上倒……他挤过去，请奥斯特洛夫斯基稍稍挪动，这才总算坐下。尼古拉闲着没事，见他是个现役军人，很自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随口问道：“你打哪儿来？要去什么地方？”
“哦，这是军事秘密。”人坐定，心也定了，诺维科夫打趣地回答，“谁敢保证你不是绿林强盗或者马赫诺匪帮呢？”
马赫诺是一支流寇部队的首领，专和苏维埃政权作对。
尼古拉从诺维科夫诙谐的语调中，听出了友善，便来了谈兴。
“咱俩认识一下吧。我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共青团员。我听说过绿林强盗，也晓得马赫诺。不过，我跟他们肯定不是一伙的。我不像他们似的，打扮得怪模怪样，年龄也太轻。”
“你多大了？”
“1904年生的。”
“哦，比我小4岁。”
诺维科夫注意到，浓发栗色、面颊消瘦、前额宽阔、眼珠深褐色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右眼上方有一条浅淡的伤痕，就指了指探问：“这是什么时候给你留下的纪念？”
“在第一骑兵军的时候。弹片伤着了脑袋，还有肚子这儿。在军医院待了很久，人家都以为我性命难保。可你瞧瞧，还活着呢。这会儿回家去休假，回舍佩托夫卡。哎，你家在哪儿？”
“哈尔科夫。亲属全在彼得格勒。”
两个人越说话越多，仿佛他乡遇故知。他们谈得最带劲的，是部队怎样和入侵者、和形形色色的匪帮作战，包括一些趣事。
诺维科夫说尼古拉伤得这么厉害还活着，真是命大。尼古拉笑嘻嘻地答道：“我确实命大。部队里的那些老头兵中间……”
诺维科夫听到这里，不禁笑着打断他：“哈哈哈，你们第一骑兵军里也管其实还年轻的战士叫‘老头兵’吗？”
“对。老头兵中间流传着一种迷信的说法：在战壕里，如果三个人先后用同一根火柴点烟，最后一个点的人，一定会被打死。可前线的火柴相当紧缺，不够用。为了向老头兵们证明，那种说法是无稽之谈，我偏偏在一场战斗打响前，第三个点烟。结果呀，不讲你也知道，我还活着。这个事实，使他们摒弃了一种迷信观念。”
两个刚刚认识的战友，同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谈得投机，不觉天色渐明。两个朋友得各自上车了，真有点儿舍不得分开。
尼古拉和诺维科夫交换了通信地址后，握手道别。
“哥们儿，咱俩还会再见面的吧？”尼古拉怀着惜别的心情问。
1924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哈尔科夫。
短暂的候车室邂逅，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尼古拉的乐观、热情和风趣。诺维科夫发自内心地、真诚地回答：“当然还会见面。山和山，相逢难；人跟人，常相见。咱俩准能成为好朋友。”
确实如此。192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去哈尔科夫治病，再次遇到诺维科夫。
奥斯特洛夫斯基告诉他：“我的两个膝盖又肿又疼，右膝盖更糟糕些……让我来修理修理……日托米尔的医生断定是膝关节结核，得接受泥疗，要不就完了。”
这回，他在诺维科夫家寄居了一段日子，才进入哈尔科夫市的第一医疗器械研究所附属医院。
住院期间，诺维科夫曾多次去探视，而且不久后，他也进入该院治病。他要求和尼古拉同住一间病房。两个“战友加病友”，或者说，两个“难兄难弟”，一块儿度过了将近一年时间。诺维科夫像陪护的亲属一样，悉心照顾伤残颇为严重的尼古拉，他们的友谊更深厚了。
经过检查，有的医生认为尼古拉的双膝患了一种罕见的、非常难治的病症，需要截肢，把两条腿都截去。尼古拉一听，断然拒绝。主治医生韦格涅尔教授决定采用另一种治疗方法，说可能会有效，但接受此种疗法的患者会相当痛苦。
尼古拉在写给父亲的信里这样说：
目前，我在接受治疗，上次信里讲过的，他们往我的两个膝关节里注射碘仿和其他药物。这很疼。经过三四天的发冷发热，然后渐渐缓和过来，接着照样儿再次注射。这是下猛药，虽然难以忍受，然而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肿胀消退了很多，眼下稍微还有一些。由于体质十分虚弱，他们正在考虑送我去疗养院。
的确是这样。把碘乳化剂注入膝关节，十到十五天为一个疗程。这种疗法，疼痛剧烈，浮肿明显，忽冷忽热，接连好几天如此。奥斯特洛夫斯基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还戏称这种疗法为“上刑”。
诺维科夫就在床边，注意到他紧咬嘴唇，强忍剧痛，可怎么也不吭一声。诺维科夫和其他病友，甚至一些医生护士，无不佩服他这一点。
一阵剧痛过去，奥斯特洛夫斯基闭目养神，需要休息较长时间。接着，他照常专心致志地看书；或跟人聊天，还开开玩笑；或找个对手下国际象棋，他的棋艺在这儿算是挺不错的。
后来，有一个病人入住这间病房，无论做多么小的手术，他都大吼大叫，说疼得吃不消。
人家指指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学学他吧。这位老兄却回答：“他一定是感觉不到疼的。要不然，绝对会跟我一样大叫大嚷！”
奥斯特洛夫斯基听见这话，不由得耸耸肩，苦笑着说：“咳，我好像成了个不知痛痒的人喽！”
在这所医院里，各种治疗方法，包括注射碘乳化剂，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病症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反倒使他体质越来越差了。不过，奥斯特洛夫斯基仍对疗伤治病抱着希望。他在一封家书里说：
我这会儿在写信，恰恰是刚刚注射了碘仿和其他一些辅助药物，可见不舒服的、疼痛的感觉确实没什么大不了……但愿像俗话说的，会云开日出，时来运转。
在另一封信里他又颇为乐观地表示：
亲爱的父亲，只要运气好，康复了，活蹦乱跳地回到家中，那我就要在亲爱的党内开始工作，并且帮助你们。我常在你们的来信中读到抑郁的字句，诉说家里的贫穷困苦……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们只要再稍稍忍耐，等到年底，我可能就回来了。
同年，他给哥哥写的信中说得更明确：
我终于产生了切实的希望，健健康康地返回到你们中间……我的前景变得光明些了。
手术后，他只是双膝的症状略有缓和，不久便又恢复原样，甚至更差了些。医生不让他起床走路。实际上，除非有人搀扶，他自己已无法走动。大把大把的时间，他都得坐在轮椅里。在园子里，在露台上，他待腻了，有时也勉强站起来，扶着墙，挪动几步。
尼古拉并没有过多地浪费时光。住院，正好“空闲”，他趁此机会，读书看报。每天清晨，他都盼着当天的报纸快来。除了自己细看，他还会挑选一些，读给病友们听。对于国内外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他还亮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引发讨论。
在这里，尼古拉结识了女护士达维多娃[2]。
1924年12月底，达维多娃度假结束，返回医院工作。走进三楼的一间病房，她看见了新病员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顶多20岁模样，精瘦，中等以上的个子，头发浓密有致，眼睛灵活有神，床头柜上堆着许多书。
才几天，达维多娃就感到诧异。
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年轻人仿佛磁石般有吸引力，连其他房间的病员也会来到他的床边，谈笑、争论、下棋，这间病房经常热热闹闹的。说话最多、嗓音最响的，正是这新来的小伙子。
晚间，休息铃早已打过，那里仍然消停不下来，达维多娃只好去干预，请他们遵守规章。但是，有时候一进去，自己也被他们所谈的内容吸引，身不由己地坐下来听，直到猛然想起自身的任务，才板起面孔，催大家安歇。
达维多娃得知奥斯特洛夫斯基老是由于膝关节疼痛而失眠，便常常守护在他身旁。奥斯特洛夫斯基轻言细语地给她讲述自身的童年趣事、战斗经历。达维多娃职业性的关切与耐心，尼古拉超出年龄的丰富见闻和自控能力，使他们不知不觉亲近起来。
母亲的劳累、父亲的衰颓和家庭的贫穷困厄，与尼古拉自身的病痛和久治不愈相比，更让他难受、自责。无法上班，怎么资助父母？他在家信中也透露了无可奈何的心情：
唉，爸爸，我亲爱的老爷子。妈妈的来信总使我十分痛苦。亲爱的爸爸，你真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啊。我一直知道，你在那儿过着怎样的日子，所以一直心头沉重，非常沉重。我的好爸爸，因为我没有力量。我身体虚弱，这样的消息使我难过得受不了。但愿能摆脱疾病的魔爪……
现实生活并非台上演的戏剧，并非作家写的小说，可以也必须删繁就简，去除枝蔓，文字精练，主题鲜明。现实生活往往状如一头水牛，身上挂着草茎，或长或短，脏兮兮，滴滴答答滴水；还有泥巴，大块小块，湿漉漉，往下掉落。
尼古拉不仅伤势重，病情复杂，还常常被一些事情搅得心烦意乱、生气发火。父亲年迈体衰，母亲操劳多病。这且不多讲了，先说说“怪女孩”事件吧。
1926年5月，尼古拉去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泥疗部接受医治。但他和哈尔科夫的第一医疗器械研究所附属医院的朋友们，比如达维多娃，仍保持着通信联系。
有个消息传来，令他十分恼火。研究所附属医院小卖部有个年轻售货员，名叫托霞·戈罗德茨卡娅，以“痴头怪脑”出名，有一天她忽然公然宣称，她爱上了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医院里的几个好事之徒乐了，来劲儿了，七嘴八舌，添油加醋，把清水搅浑，把子虚乌有的事情渲染得有鼻子有眼儿。起初说托霞单恋尼古拉，后来升级，说俩人偷偷地谈情说爱。细节不少，煞有介事，以讹传讹，招致一片混乱和喧嚣。
尼古拉平时手头拮据，很少去小卖部，跟托霞接触极少，谈不上有任何交往，有任何瓜葛。这种源自托霞之口的，被传得沸沸扬扬、乌七八糟的流言蜚语，使尼古拉非常气恼。他在信中要求达维多娃帮忙查查清楚，究竟是哪个家伙吃饱了撑的，在那儿胡编乱造、胡言乱语。达维多娃旁观者清，回信冷静地劝他“不轻信，不查究，不驳斥”。尼古拉虽然也明白这种“造谣公司”的流言蜚语一钱不值，将怒火压下去一大半，可年少气盛的他依旧忍不住说：“倘若我孔武有力，事情就会大不相同。我如果能够，恐怕会不顾后果、狠命回击的。”
他恨哪，恨自己体力上已贫弱到如同乞丐的地步。
没错，有一点他心里雪亮。不能迁怒于售货员托霞，这个怪女孩只不过是脑子不大好使，爱胡思乱想，又口没遮拦罢了。她也是无聊绯闻的受害者。可恼的是有人存心捣蛋、故意诬蔑，唯恐天下不乱。
幸亏哥哥米佳的一封来函，否则，尼古拉的倔强劲儿一上来，只怕事情会闹大，弄得一塌糊涂。
原来，米佳来信告诉弟弟，家里收到一封信，说他跟托霞如何如何，极尽抹黑、丑化之能事，还请亲友中的党员出面规劝，让尼古拉别自以为是，不要胡来……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又被激怒了，他感到郁闷、憋屈。但毕竟他已积累了不少人生经验，面对莫名其妙的谣传和攻击，他硬是运用自控能力，冷静思索，审慎处理，使身心所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看吧，他在信中展示了已摆脱烦恼的洒脱心情和诙谐态度：“研究所的附属医院里，这段时间吵闹不休，像个议会。如果掺和进去，那可真要命了。”
现实生活时而刻板呆滞，时而变化无常。治疗期间，尼古拉和团干部罗德金娜[3]成了好朋友。罗德金娜对他非常关心，给过他不少帮助，出院后仍跟他通信频繁，继续关注他的身体状况，乃至他家贫穷困窘的境况。
他们在信中无话不谈。罗德金娜家分配到一所大房子，在切尔卡瑟区，目前正在装修，由妹妹玛尔克西娜·罗德金娜照管，以后她们全家都会搬去住的。罗德金娜向尼古拉探问，是否可以考虑让他的母亲前往切尔卡瑟，帮着做做家务，反正她总要请一位家庭女工。尼古拉是个孝顺儿子，虽然不想让母亲操劳，但他也知道，由于自己尚需疗伤治病，家里的经济情况捉襟见肘。罗德金娜是共产党员，素质很高，她的丈夫瓦尼亚[4]是位军人，让母亲去她家干点儿家务，未必不是个权宜之计。考虑再三，两个人定了下来。于是，尼古拉的母亲乘车来到切尔卡瑟，见过了罗德金娜的丈夫瓦尼亚和妹妹玛尔克西娜，但当天便乘车返回舍佩托夫卡了。为什么没留下来呢？尼古拉写信去问过，母亲没正面回话，要么不置一词，要么含糊其辞。问急了，她就答非所问，说瓦尼亚不错，“绝对是个好人”。听话听音，尼古拉还不了解妈妈的性格和脾气吗？他忍不住在给罗德金娜的信中坦言：“你的妹妹玛尔克西娜对待我母亲的态度，完全不是对待老年人所应持的态度。”
这段使双方都觉得尴尬的小插曲，竟一度使二人通信中断，这在尼古拉的意料之中。他在一封信的末尾写道：“若有得罪之处，尚希见谅。非常遗憾，可毫无办法。”但后来，待双方心平气和，这事处理得还挺好。美好的友谊并未像游丝般断裂。尼古拉后来去函时并不掩饰，而是直言不讳，倾吐胸臆：“如今你我似乎不像去年那么亲密了。真没想到，会弄成这种样子。然而，我忘不了昔日的友谊，忘不了你对我的关切，总之忘不了感受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最终，双方的坦率、谅解与宽容，驱散了阴霾，俩人的关系多云转晴了。1930年7月6日，他在写给罗德金娜的信内，称此事为“小小的嫌隙”，说真想讲述那份委屈：“是你让我感受到那份委屈，而你自己并不知情。当时我觉得满腹委屈，如今回顾，却付之一笑，因为最错的是我，而且我没跟你明讲。不过，那会儿我还是傻乎乎的。只要能够重逢，咱们可谈的话题多着呢。”
一个人在漫长的生活之路上，难免遇到沟沟坎坎，尤其是那些意外的、似乎微不足道的琐事，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使人长期纠结苦闷，无法释怀，甚至摔倒趴下，一蹶不振。然而尼古拉在思想感情上抵御住了这类冲击。实际上，那段时日，他的体质特差，治疗特别不顺利。
他自己这样表述：“原本就多病，现今又雪上加霜……脱臼的左臂，和肩胛骨粘连，动弹不得。就我而言，这是非常严酷的，因为被剥夺了拄着双拐行走的最基本条件。病情一天比一天糟。此刻我躺着，动弹不了，已有两周。手臂火烧火燎地疼，平静不下来。第二次手术未必会做——我体力不支，而研究所附属医院5月底将关闭大修，人员得转移，去哪儿，我还不清楚。但以目前这种丧失了行动能力的状况来看，向何处转移，今后怎么办，都成了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动过手术的那条腿，完全无法挪步。因此，有了双重困难——手脚动弹不得和膝盖日益肿胀。”
尽管如此，尼古拉精神不倒，乐观依旧。而且，琐琐碎碎的烦恼事儿，反倒让他意志经受磨砺，素养获得提升。诺维科夫、达维多娃等挚友，先是常在身边交谈、帮忙，后来是书信联系、互通音讯，这也使他感到温暖，力量倍增。
是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日益成长着、成熟着。
达维多娃和尼古拉之间的纯美友情，给双方带来愉悦。这位女护士有着很强的上进心，她边工作边上学，长期刻苦攻读，后来成了一名医生。
尼古拉一直关注着达维多娃的学习成绩，他会打趣地问：“小老太太，情况怎么样？快当医生了吧？快要发明什么新药了吧？”
在转院治疗前，尼古拉曾应邀去达维多娃家做客，认识了她的妈妈和妹妹。
泥疗的效果不佳，他自己也无奈地说：“反正我离开拐杖寸步难行了。”
1925年9月13日，他写信给达维多娃：
读读，写写。周围寂静无声。哪儿也不能去，仅仅去接受治疗，随即返回。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如此长久不变的孤单寂寞，令我心头郁闷沉重。一条走廊好长好长，我的房间在长廊尽头，什么声响也传送不到。唯一能从外界到达我这儿的是信件。仅此而已……层层思虑，团团愁绪，你是无法体会的……我心里升起一个愿望，用什么方法中止这种辗转求医的过程。心烦意乱，日思夜想，要去工作。加利娅，于是我来了傻劲儿！一味固执、自闭……趁着对生活、对工作尚抱有信心，怀有憧憬，随后我将留意各种成功的机遇。
诺维科夫这样回忆尼古拉：“他成天躺着，预备写一部历史的、抒情的、英雄主义的小说。他说这并非笑谈，当真要写，但不知会写成什么样子。”
这一切都表明，那时尼古拉主意已定，在为写小说做准备，甚至已经动笔了，但尚无把握，尤其因为病情仍在发展。他对身为医务人员的达维多娃坦言：“加利娅，你比别人更理解我的奋斗多么艰难。桀骜不驯、诡计多端的病魔挡住去路，与它的斗争目前还没什么成效。”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不大愿意跟别人多谈病啊残啊的，达维多娃是个例外。当时，他可以敞开心扉交谈的朋友不多。正如他本人所表露的：“我刚一觉得有什么不如意，就会设法排遣郁闷的情绪，给至今保持着联系的友人写信。无论怎样，他们毕竟能使我和外面的世界多少有些关联。要知道，我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离了……我缺少朋友。我指的是彼此理解的朋友。”他一次次地向达维多娃诉说与咨询，并直言自己的困窘与坚韧：“X光片显示……第二块脊骨出现炎症，是真正的慢性脊椎炎。你知道，这是极糟糕的现象。屋漏偏遭连阴雨。这使得生活的车轮更向一边倾侧。加尔卡，你是否觉察到，我是发掘疾病新品种的高手！我寻思，用不了多久，自己还会有所发现，大发其病。那可就病海无边喽……”“另一条战线近况很好。在这条意志的战线上，犹豫和软弱被彻底歼灭……前线异常吃紧，消耗着好不容易才积聚的兵力，这儿正严重减员。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不过敌方（病魔）获得了强大的增援（慢性脊椎炎）。”“我担心的是脊椎。它疼得厉害……夜里老是睡不好觉。由于手脚酸麻，仰卧不行，侧睡则腰部剧痛。自己怎么也无法翻个身，得别人帮忙。我几乎不能行走了，一天挪动十步也极其费劲。”“为了不至于过早崩溃，需要坚强的意志。当一切显得灰暗时，日子经常过得郁郁不乐，但基本上自己能控制。带着斗争硝烟和建设热情的生活太吸引人，真让人无法轻生。无论怎样，至少永远怀着新的希望，纵然道路坎坷，但我会工作的。目前，生活在打击我，而我还手无力。”“不久前，左臂和左肩丧失了活动能力……关节火烧火燎地疼啊疼啊，然后便僵化了。”“我留意，我看出，自己最后一线勉强行走的希望正被病魔逐渐侵蚀。不用多久，它会抵达终点的……夜间盗汗，淋漓不止。心情烦闷……有时疼得相当厉害，但我默默忍受，对谁也不诉说，抱怨的感觉仿佛麻木了。我变得面无表情，而心中经常郁闷……你提到精力和意志。后者我有，但前者缺失，它被肉体上的痛苦消磨殆尽。只要这种痛苦有所缓解，我便‘轻松’一些。否则，有时我不得不紧紧地咬着牙，以免像狼似的拉长声音狂叫。”
至于诺维科夫和他，更是互爱互助，要好得不得了。尼古拉长期疗伤治病，靠的是微薄的抚恤金，每每青黄不接，囊空如洗。诺维科夫退役后到矿上工作，虽然收入也一般，但他是尼古拉的主要支持者和资助者。
尼古拉在温泉疗养院期间，曾经因为相关部门的官僚主义习气严重，迟迟没收到一笔抚恤金。几经催讨、交涉，对方答应两星期后汇35卢布过来。但是，他必须立即支付两个星期的伙食费——25卢布，否则就得饿肚子了。当时，他的确已身无分文，怎么解决燃眉之急呢？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他收到了一笔来自哈尔科夫的汇款——不多不少，正好25卢布。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帮了大忙，问题统统摆平了，尼古拉精神上也不那么焦灼紧张了。当然，那是诺维科夫寄给他的。
后来，尼古拉自个儿动手，装了一部收音机。要不是诺维科夫等好友出力帮忙，这事儿恐怕不得不半途而废。
尼古拉在索契生活期间，有一段时间朋友们很少来信，他和当地的年轻人又缺乏联系。俗话说：不怕万难，只怕孤单。他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终于有机会参与、指导一个文学研究小组的活动。他们每周聚会一次，互相介绍国内外的文学著作，阅读报刊上的评论文字，讨论小组成员刚写好的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往往最后一个发言。由于事先仔细阅读，当场认真聆听，他所谈的内容，既有概括性，又见解独到，明晰犀利，令人折服。
1930年9月11日，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既瘫痪又失明，正在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给诺维科夫写过信，其中所表露的感情，绝不空洞，更非虚妄，而是激情的迸发、意志的腾跃：
如今我被钉在床上，这并不表明我是个病号。这并不准确！是胡说八道！我是完全健康的小伙子！我的双脚寸步难移，两眼视而不见——这纯粹是误会，是魔鬼开的愚蠢的玩笑！只要此刻给我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我不奢望更多），我准能表现得更好，如同在我国所有建设领域中奋斗着的任何人一样……
通过诺维科夫的介绍，一位名叫洛扎的女病友认识了尼古拉，很快两人就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尼古拉曾鼓励她积极努力，争取入党，说：“有了目标，生活便有意义。”同时，他也十分关心病友的健康，说：“既然觉得有丧失劳动力的危险，那就赶紧放弃一切工作，快快修理一下身体。这是一个战士用什么也换不来的财富。”
洛扎挺感谢诺维科夫介绍她认识尼古拉，称赞尼古拉“心灵如水晶般纯净”，说自己“在他床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谈起来滔滔不绝，仿佛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思维源泉……他那躯体已失去自由，却有一个完全强健的头脑，充满激越的思想，蕴藏着无穷的力量，流露出那么淳朴的诙谐，释放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
洛扎后来病重，过早地去世了，诺维科夫和尼古拉等挚友十分惋惜与悲痛。
女护士达维多娃后来毕业于医学院，当上了医生，结婚后离开了哈尔科夫。她给奥斯特洛夫斯基去过信，但不知何故，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未收到。他四处跟人打听，也没弄清她的确切去向。后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成功，名声大振，誉满全国。而达维多娃呢，她的父亲出生于破落的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前在征税机关任职，母亲则是神甫的女儿。为此，她常常多思多虑，心头沉郁。幸运的是，达维多娃在革命队伍中并未因出身问题而受到歧视或迫害。她自己思想上追求进步，业务上刻苦钻研，但由于主流思潮的无形却有力的影响，她每每受到自卑感的侵扰。得悉尼古拉的成功后，她既为曾经的挚友高兴激动，又觉得自己和他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似乎不宜夸示双方的亲密友情，以免让某些人误以为她别有企望。她激奋之余，确实发过一封祝贺信，却没收到尼古拉回复，不知是没寄到，还是淹没在每年数以千计的信件堆里了。但她瞎猜一通，疑虑重重，竟没有勇气再动笔了。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达维多娃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不顾个人安危，到列宁格勒等地救死扶伤，获得数枚军功章，并在部队中入了党。
达维多娃后来一再回忆起那特别艰困的战争年代，深情地怀念奥斯特洛夫斯基。她说，自己常在脑海中和这位好友谈心，向他请教：该怎样思索，怎样行动——
好像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得到他的回答、他的精神支持。我们互换了位置。如果说，以前在哈尔科夫的医疗器械研究所附属医院，奥斯特洛夫斯基有时需要我的照顾和支持，那么现在，我深感到需要他的帮助。他鼓励我必须坚定、勇敢，恰如他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来教育千百万同龄人一样。
达维多娃战后返回故乡哈尔科夫。接着，她先后到基辅、叶夫帕托里亚工作，担任过骨结核儿童疗养所治疗部主任，退休后还做过一家假肢厂的医生。
诺维科夫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友谊则是终生的，他们经常通信，也有机会见面。奥斯特洛夫斯基非常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乌克兰文版的出版，有关事宜，他全权委托诺维科夫处理。这个版本于1934年顺利面世。
诺维科夫和达维多娃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晚年都撰写并出版了回忆亡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书。诺维科夫的那本名为《做一名战士是幸福》；达维多娃的那本叫《追怀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中还收入了尼古拉生前所赠的一张照片呢。
[1]诺维科夫·彼得·尼科拉耶维奇（彼得鲁什卡、彼佳、彼得鲁尼、彼得鲁什、彼得鲁沙、彼得罗、彼杰奇卡、彼士巧克、彼图首克），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挚友。
[2]达维多娃·安娜·帕夫洛夫娜（加洛奇卡，加利娅、加尔卡）（1902—1977），哈尔科夫医疗器械研究所附属医院的护士。后来，达维多娃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能走动的病人，常常坐在他的病房里，直到熄灯。”“很喜欢音乐和歌曲，特别是乌克兰的民乐民歌。”“去过我们家几次，认识了我的母亲。”“对他最微小的关心，他都很珍视，并给予双倍的回报。”
[3]罗德金娜·玛丽娅·玛尔科夫娜（玛尼娅、穆霞、玛丽卡），共青团干部，在哈尔科夫和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认识后成为朋友。她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朵拉·罗德金娜的原型。
[4]瓦尼亚（瓦涅奇卡、瓦纽沙），即伊凡·普塔幸斯基·尼基福洛维奇的昵称，部队政委，1923—1925年生活在哈尔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