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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向文学借鉴比喻和意象，文学家从人类学家处挑选主题，从社会科学家处改造模型、方法和术语以便为自己所用。人类学写作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日益受到关注。相关专业人士对跨学科的偏好以及将文学重新定义为文化加工品或者社会话语的争论不停地激起人们对跨学科优势的讨论。学科界限随着文化主流和学术兴趣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不仅文学的双重身份（文化的创造物/创造者）和人类学的重新定位（观察者/读者/阐释者）为阅读、书写、解释提供了多种可能，而且人类学与文学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审视：人类学与文学并不冲突，相反，人类学诞生于文学之中。

《文学与人类学之间：跨学科话语》是一部出版于2002年的原创论文集，由众多文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学者著述。在书中，每篇论文都试图将学科的界限打破，融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学者们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重新观察、理解和解读文学文本阅读中的多样可能性，以及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含义。将民族志作品研究到小说、戏剧、诗歌等传统文类的探究，都置于文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视野下，把以前分隔的学科重新整合在一起，尝试全新的分析和理解。这自然有益于加强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理论创新。

麦耶·福特斯（Meyer Fortes）曾如此定义“古典民族志”：“书写一部人类学专著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方式，甚至可能是最有意义的研究方式。它将存在于人类学家笔记本和记忆中的有关人类行为、思想、情感的现实打碎，并从中创造出一个关于社会的条理分明的表述。”①福特斯给出的定义实际上对许多以社会文化为背景的文学作品都很适用，任何将科学与文学联系起来的作品都符合“它将存在于人类学家笔记本和记忆中的有关人类行为、思想、情感的现实打碎”这样的说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证明这两门学科之间的显著联系，而在于努力将“记录”和“创造”这两个要素并置融合于同一部民族志当中。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向文学借鉴比喻和意象，文学家从人类学家那里挑选主题，从社会科学家那里改造模型、方法和术语以便为自己所用。人类学写作应该受到文学分析的影响，二者在阐释新事物时密切相关，并且需要得到更加密切的关注和研究。相关专业人士对跨学科的偏好以及将文学重新定义为文化加工品或者社会话语的争论不停地激起人们对跨学科优势的讨论。因此，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将持续存在，而大量以社会文化为背景对文学进行定义的书籍也层出不穷，这些都是上述情况导致的必然结果。

早在弗雷泽和露丝·本尼迪克特等先贤的著作中，社会科学语言与文学想象的结合就已经有所体现。相关的研究也有不少。这部论文集在上述跨学科传统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依然适用于当下的文化研究热潮，特别是假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文化研究体现了传统学科界限的弱化以及学科交叉的逐渐兴起。这些论文对“特殊神宠论/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提出挑战，如果我们了解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有关霸权主义的理论的话，那么他们的挑战就会让读者有可能打破特殊主义的偏见和束缚，建立新的共识。

本书所包含的论文通过记载跨学科学术研究，强调不同的分析方法以及思想的多元化等方式，超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而采用了更加灵活前沿的学科分类方式。它们将两门学科并置于公共领域，学科界限随着文化主流和学术兴趣的转变而发生变化，文学既成为文学产物又成为文化的创造者，而人类学则既成为观察者，又成为读者和诠释者。文学的双重身份和人类学的重新定位都为阅读、书写、解释提供了产生多样性的可能，无论是真实的或者是想象的。

由于本书强调人类学与文学在知识关注上的相似性和相互借鉴，因此对学习话语分析、民族学、文化研究和女性研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由于对学科交叉的关注，本书也会吸引文学研究者和人类学家的目光。本书涵盖了非常广阔的内容，从较为普遍的民族志研究到相对局限的文学作品中的仪式研究都有涉及。这些论文强调，无论是文学还是人类学都不是一门一元的、孤立的学科，针对这两门学科的批评讨论也都来源于不同的领域而并非一个绝对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两门学科的边界和交融一直处在不停地修改、订正之中，如此对边界的破坏带来的不是学科的混乱，而是对于两门学科更加清晰和更富创造力的理解说明。

阅读一篇文章不仅仅是确定它的主题、思想和节奏，更重要的是要将它的内容（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与产生它的思想体系联系起来。无论这篇文章是调查性质的分析还是文学修辞上的剖析，它既因为逐渐苏醒的想象对文章的重新构思而具有文学性，又因为与意义、制度和实践联系起来而具有科学性。本书反对任何文章继承式的联系，而鼓励通过多样化的视角和创新性的范例重新设置学科关系。本书中的大多数论文本身也致力于对明确书写和批判性写作的传统价值研究。近年来，学术论文变得越来越深奥和难以理解，因此编者选择了较易理解的文章，这些文章会拥有更加广泛的读者群，涵盖了包括文学论点和人类学知识等多方面的文化内容。希望它们能够继续激发有关人类学与文学关系的讨论。

本部分主要讨论了民族志作者和小说家之间的关系。小说家也是民族志作者，因为他们总是写那些与感情和事件有关的故事。民族志作者参与到一群人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他们的行动，听他们说话，搜集有用的资料。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关注另外一些问题，而两者重叠的部分则能够让读者获取相关的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将文章当作一种文化加工品来阅读成为参与社会研究的方式之一。作家/民族志作者向读者/参与者提供信息，这些读者/参与者在阅读相关信息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历史学家、古典主义学家、民俗学家、神话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志作者都从文学作品中进行引用以便诠释过去或者识别文化模式。学者们如安德鲁朗（Andrew Lang）等为了获取民族志数据，已经转向研究其文学起源。

在《民族志小说：发现内部之音》（The Ethnographic Novel: Finding the Insider’s Voice）中，人类学家珍妮特·塔曼（Janet Tallman）花了三十多年时间研究民族学与文学的区别。为了探索不同的文化，她学习过世界文学、儿童文学和神秘小说，最后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学审美观。珍妮特·塔曼认为，小说家和民族学家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二者在各自的领域中通过疏远自我来描述文化，并试图把对观察对象的意见和感想用文字形式表述出来。但二者也有区别：民族学家的任务是用一种方式描述文化，而小说家则试图用清新独特的方式来描述人的生命和生活；民族学家侧重概括，而小说家则愿意具体说明时间、地点和人物。然而在民族志小说中，民族学家和小说家的关系变得模糊起来。伊丽莎白·费尼雅（Elizabeth Fernea）提到民族志小说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局外人（outsider）对他者的描写，另一种是局内人（insider）的自我描写。

伊丽莎白·博文（Elizabeth Bowen）关于非洲文化的小说《返向欢笑》（Return to Laughter）是第一种写作形式的最好例证，第二种写作形式则以《水屋》（The Water House）为例。《水屋》的作者安东尼奥·欧林图（Antonio Olinto）是巴西知名作家，在历史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也拥有高度荣誉，他同时还是驻拉各斯的巴西外交官。《水屋》以非洲和巴西的生活为主要内容，是一部蕴含了音乐、舞蹈、粮食、社会活动、结婚、葬礼和其他成年仪式等杰出细节的民族志小说，包含大量有关宗教仪式和实践的信息，特别是非洲与罗马天主教的相融等相关问题。小说开头，刚刚在巴西获得解放的非洲奴隶卡塔琳娜（Catarina）带领着家族开始了漫长的回乡之旅，其间她回忆起了自己被叔叔拐卖去巴西的经历。许多被卖掉和被绑架的约鲁巴（Yoruba）奴隶在巴西巴伊亚州找到了同族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交流并成为朋友，从而保持着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卡塔琳娜的孙女玛丽安娜（Mariana）从小就跟着奶奶离开了巴西，她在拉各斯长大、结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并把她的孩子们培养成了国家栋梁。玛丽安娜对各地语言都充满好奇，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说葡萄牙语，而她一岁多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约鲁巴语（Yoruba），因为她的祖母和周围的巴西非洲人都使用这种语言。长大后她来到拉各斯并学习了英语，因为想要在英国殖民地做生意就得用英语交流。玛丽安娜不排斥任何其他语言，她明白人类发展需要各种族群相互沟通，她不仅自己掌握了多门语言，而且也将这种观点传输给她的孩子。玛丽安娜的孩子们精通法语和英语，因此得到了在欧洲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成了法律、医药、教学和政治方面的专家，为新的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由此可见，欧洲语言不只是殖民主义的语言，它们同样是在教育、商业、政治领域普遍使用的语言，熟练地掌握欧洲语言对人们获得解放和独立大有裨益。该民族志小说中的民族冲突和统一为研究人类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存在的个体一样，文学和人类学都不可能单独创造历史。

随后的两篇论文将文学作品视为文化与社会话语的反映。在《锦绣学科：美洲印第安女性的民族志文学》（Splendid Disciplines: American Indian Women’s Ethnographic Literature）中作者罗姗妮·L.郝菲尔（Roseanne L.Hoefel）写道，20世纪的美洲印第安文学作品中其实包含着大量的其他文类因素，神话、传说等口头文学的存在与传播为文学作品与民族志作品建立联系提供了充足的养料。正因为如此，廓清民族志和文学作品的界限就显得十分困难且没有必要，二者边界十分模糊，且经常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状态。为了印证这一观点，作者以德洛丽亚（Deloria）和库鲁克香柯（Cruikshank）两位女性人类学家为例，对其民族志作品进行讨论，以此探求文学与人类学学科交叉的具体表现和重要意义。德洛丽亚拥有部分杨克顿苏族（Yankton Sioux）血统，会说英语和拉科塔语（Lakota），完成学业之后与弗朗兹·博亚斯（Franz Boas）共同研究美洲印第安女性的文化传承，记录苏族人的文化习俗，并出版了多部民族志专著。由于部落文化通常是以口传故事的方式加以传播，德洛丽亚在对这些文化传统进行研究时，也逐渐发展了自己的文学审美标准。受到这种口传叙事和文学审美的影响，她的民族志作品中含有大量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想象虚构成分，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之为小说（novel）。郝菲尔对德洛丽亚的多部民族志作品进行了引用和解析。比如《论印第安人》（Speaking of Indians）通过蓝鸟（Blue Bird）的故事展示了在达科塔（Dakota）生活的关键即拥有良好的亲属关系，同时也描绘了其他传统习俗和生存原则。在《达科塔文本》（Dakota Texts）中，展现了达科塔最为重要的美德是慷慨，而贪婪则是可耻的。在《睡莲》（Waterlily）中，睡莲为了家人的幸福而远嫁他乡，也是达科塔地区苏族人无私忘我与严格遵循亲属制度的重要体现。总之，德洛丽亚的民族志中充满了心理学、文化和历史等其他因素，跌宕起伏的故事性叙述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将民族志与文学作品融会贯通，以便让读者能够充分理解苏族人慷慨好客、无私奉献（generosity）的最高内心精神和最高生活原则（disciplines）。库鲁克香柯的写作方式与德洛丽亚不同，她与三名80 —90岁的育空（Yukon）女性西德妮（Sidney）、史密斯（Smith）和内德（Ned）进行了长达十数年的交谈，最终结集为《故事人生：三位育空女性的生平事迹》（Life Lived Like A Story: Life Stories of Three Yukon Native Elders）出版。为了维护和保留真正的部落传统文化，三名女性都非常看重口头传述，西德妮将口述传统当作生存技能，认为理解故事的途径即思考故事。文学自传和民族志就这样在西德妮的讲述中融合无间。史密斯作为独立女性代表，其故事总是在探寻女性角色的意义，她用自己的强势和不可战胜宣告了对其生活环境的热爱，为保留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和思想作出了贡献。而内德非常关心话语权问题，她相信话语的力量来自不断地复述，而话语的权威则来自民族志和传记文学的交叉融合。口述在此既是一种部族文化的传承方式又是一种对口头民族志的文学加工，民族志的故事性和文学性在此得到体现，它既对女性个体发展的探究起了重要作用，又获取了历史和社会上的重要意义。这种新型的文化流传和文化呈现方式被作者称为民族志传记（ethnobiography）。

郝菲尔以此证明文学与民族志的强强联合能够加深人们对世界和对20世纪美洲印第安女性的理解。她的文章强调了作家与民族志作者之间强烈的相似性、观察者与诠释者的重要性，以及接受变化中的学科边界的重要性。《锦绣学科：美洲印第安女性的民族志文学》不仅代表了美洲印第安人为人所推崇的生活准则（disciplines），同时也代表了人类学与文学、民族志与文学作品的学科（disciplines）混合。

在《女性的工作永无休止：〈阿贝尔蒂娜〉和“电视领域的罗莎”中的商业和家族政治》（A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 Business and Family Politics in Umbertina and “Rosa in Television Land”）中，罗斯·安格丽丝通过两位颇具商业头脑和机智的意大利裔美籍女性代表阿贝尔蒂娜（Umbertina）和罗莎（Rosa）从家庭走向公共生活空间的传奇人生，揭示了意大利家庭关系的文化动态。阿贝尔蒂娜和罗莎颠覆了传统的意大利家庭对女人的文化要求，她们在不被男性公众认可的情况下，积极地带领家庭走向了经济上的成功，完美实现了自身家庭的经济目标。在阿贝尔蒂娜的世界里，两性位置既是特定的家庭语境，也是更广泛的社会语境。传统意大利家庭中男性作为家庭权威，掌握安排子女及妻子命运的权力。1883年，阿贝尔蒂娜跟随丈夫带着孩子从小卡拉布里亚村出发加入移民浪潮来到美国，然而由于丈夫无力改善家庭经济状态，阿贝尔蒂娜不得不从节约开支走向开源（即将家庭组织成工作单元，出售午餐），并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在此意义上，阿贝尔蒂娜整合了公共和私人、家庭和商业关系，实现了从家庭私人空间向公共生活空间的转变。而同样赤贫的移民生活迫使另一位主角罗莎也从家庭走向电视广告和货币利润等公共领域。原本传统的意大利长女角色通常会限制女人的潜力以及限制她的私人领域，然而这却变成了罗莎的创业之源和成功的动力。

作者透过这两位女性的故事，试图说明女性主动地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力量来脱离对家庭生活的依赖，改变了男女从属关系，完成了民族身份的自定义，实现了财务上的成功，并最终实现了个人价值。两位从意大利移民而来的女性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的特殊时刻，证明了在新世界中女性得到社会认同的可能性。

本书第二部分的几篇论文则集中探讨了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戴维·柯泽（David Kertzer）、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类学家的仪式理论，如何为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与研究开辟了创新之路。

在《仪式应对女性生活危机：论朱迪斯·敏蒂诗集〈跃过缺憾〉》（Rituals to Cope with Change in Women’s Lives: Judith Minty’s Dancing the Fault）中，美洲印第安作家朱迪斯·敏蒂的诗为珍妮特·海勒（Janet Heller）探讨写作过程与新仪式产生过程的相似性提供了媒介和工具。海勒研究了敏蒂诗中的仪式，并且利用相关的人类学方法去解释这些诗歌。文章开头即指出，诗集《跃过缺憾》（Dancing the Fault）的主题是变化，尤其是指伴随着孩子们长大和父母变老所产生的家庭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制造了裂缝和紧张感，需要创造力去解决。敏蒂的家人和朋友转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仪式，并用这些仪式去处理生活中的挑战，从而在人类意识与自然之间搭起了桥梁。该文围绕家庭式仪式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两部分展开。在家庭式仪式方面，作者围绕诗人在与其父母、爱人以及女儿们的相处中，通过创造如钓鱼、熨烫衣服、编头发、送花、做饭、写信等家庭仪式，化解日常生活危机、亲密家庭关系而展开。比如《给我女儿们的信》这组诗中，“写信”是一个亲密家庭关系的重要仪式，不仅体现了特纳所说的仪式具有治疗功能，也是柯泽关于仪式与世系关系理论的体现，即通过对祖先的无意识模仿给人一种延续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首先是用自然意象去反映人类范围的变化。作者通过对印第安人崇敬自然、热爱自然的阐释，揭示诗人让读者与自然重建联系的意图。其次是人与自然的贯通，打破人与生活环境的界限。诗人通过拟人手法和转换手法强调万物有灵，如在《追忆》（Trying to Remember）这首散文诗中，通过将不同季节与三个主题交织，表达了弥补过去，以及和遥远时空中的人对话的欲望。总体而言，敏蒂在其诗集中想探讨的是关于年轻与年老、变化与停止、城市与森林等二元对立的问题。人类和地球本身一直处于变化当中，变化和缺失需要被当作挑战而不是当作绝望的暗示。诗中的家庭仪式正是为了能够接受痛苦并超越苦痛而创造的。

戏剧和表演继续着关于仪式以及仪式与真实生活关系的讨论。对于所有这些论文来说，舞台成了检验、批评和探索沉重传统的场所，作者希望通过灵活的文化边界来再次描述它们，从而提供一个可以重构和改建这些传统的地点。在《佩德雷·佩德雷罗戏剧中的颠覆仪式》（The Subversion of Ritual in the Theatre of Paloma Pedrero）中，苏珊·P.贝尔纳蒂尼（Susan P.Berardini）通过仪式概念阐述和戏剧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式，阐释了仪式在佩德雷·佩德雷罗的戏剧中是如何被颠覆的。为充分展开其论述，作者简单讨论了仪式的特性，借助凯瑟琳·贝尔、萨莉·F.摩尔、芭芭拉·G.迈耶霍夫的观点，强调仪式的表演性、象征性和目的性，并引用理查德·霍恩比的论述，说明仪式的不同实现方式。根据理查德·霍恩比的观点，戏剧表演中的仪式呈现出两种实现方式：一种依据传统的模式执行完毕，公众随之获得和谐、平静和欢乐；另一种由于中断、曲解或堕落行为而未完成，它不和谐的风格只留给公众困惑和焦虑。在此基础上，作者展开了她对当代西班牙剧作家佩德雷·佩德雷戏剧作品中仪式的分析。她认为佩德雷戏剧作品中未完成的仪式呈现出三种形式：集体庆祝仪式（collective celebration）、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类仪式（quasi-ceremonies）。佩德雷对这三种仪式的处理，颠覆了传统的仪式观念。

文章首先讨论了集体庆祝仪式。佩德罗的换装行为以及对妻子出乎意料的性行为要求，充分暴露出他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真实的性取向。佩德罗借助“狂欢”这一仪式活动，实现了性别解放，表达了他真实的性别认同。阿道夫和萨拜娜邂逅的情节，同样显示了佩德雷对个体身份认同借助集体仪式颠覆而得以实现这一问题的分析。与之相关的是圣约翰之夜跳过篝火的传统仪式。阿道夫在抛弃自己《圣经》销售员的职业时进行了他个人的跳过篝火仪式—他反复跳过火焰。他通过焚烧《圣经》，确认了对自己原先职业的拒绝，将自己从中释放出来，跳过火焰的仪式，则是一种自我涤罪和净化。狂欢和圣约翰之夜本来都是集体庆祝仪式，但在佩德雷的戏剧作品里却被转换成了个人仪式，在其中人们能够挖掘和表达他的个人身份认同，而非将个人纳入集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规范。

接着，作者开始分析过渡仪式。佩德雷戏剧中的过渡仪式因为中断而未完成，从而并未实现将个人性整合进入社会性的目的。奥古斯汀葬礼上的苏醒仪式因为安娜的幽默而中断。尽管奥古斯汀的苏醒未完成，但它作为过渡仪式的功能已实现，它标志着奥古斯汀离开现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同时也意味着安娜情感上的成长和解放，她将离开小镇，开始全新的生活。在另外一个故事中，玛丽亚、劳拉和胡安的三角感情纠纷被洗礼仪式打破。劳拉为与前男友胡安的情感纠纷所困扰，筹划着报复行动，玛丽亚尝试通过为劳拉洗脸的行为使之冷静下来。佩德雷将宗教中的洗礼仪式引入非宗教的文本，这一仪式的功能类似于宗教传统中的净化功能。玛丽亚希望净化她的朋友，以便重新得到她。劳拉洗礼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同性婚礼的场景，则代表着另一个非传统的过渡仪式。

类仪式旨在满足个人化的需求。安娜和同性恋人卢西亚诺定期在固定场所的见面是一种类仪式，他们借此形成双方之间的团结一致，在由她们两人构成的团体中寻求避难，以逃离外界对她们同性恋行为的敌意和偏见。仪式化的见面也赋予她们的同性恋行为以合法的意义。玛丽亚和劳拉互画对方裸体，玛丽亚将劳拉视为可以激发她灵感的人，画裸体的类仪式就成为艺术创作的隐喻，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在彼此分离阶段艺术创作力枯竭的困境。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佩德雷的戏剧展现了丰富的仪式，从集体庆祝仪式、过渡仪式到类仪式，他在作品中加入表演层次的同时，对戏剧主题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佩德雷戏剧中的仪式通常因为中断或堕落事件而未完成，强调了作者的社会危机意识。通过改变和颠覆仪式的传统呈现方式，佩德雷试图证明传统的模式不再稳固，它们应当被重新解释和修正，以揭示仪式真正的意义。佩德雷在戏剧中对仪式的处理方式引导我们通过那些定义和规范我们生活的传统仪式和习俗，去反映我们现代社会的问题。

理查德·格林内尔（Richard Grinnell）的论文《爱你之后：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恋尸癖》（“And Love Thee After”：Necrophilia on the Jacobean Stage）讨论了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关于社会秩序的定义，她认为只有当文化的界限被制止时社会才会繁荣。作为阿尔及利亚人居住在法国的女性剧作家法蒂玛·加莱尔（Fatima Gallaire）像其他跨文化领域作家一样，创作出了一系列文化交互及个人身份认定的作品，这些剧作试图在个人的主观性和他们社会文化身份的冲突中发现一处中间地带，在这样的尝试下，观众通过观看她的作品，体验到文化的差异性并且参与到戏剧化的经验结构中。大部分人都认同加莱尔在剧作中使用了民族志的方法，也有许多人从人类学或者戏剧学的角度去理解她的作品，然而鲜有人能够打通这两个学科领域。在众多的研究者中，维克多·特纳在两门学科的联合使用中走得更远。特纳创造出“社会剧”的概念，并且完整地将传统戏剧结构在社会剧中解释成“不合—危机—补救—重新整合或彻底分裂”的范式。不合（breach）意指两种不同文化或不同价值观之间的间隙；危机（crisis）暗藏于剧情发展中，隐形的不合由于具体冲突而引发危机；危机的终点是补救（redress），剧中角色通过行动希望弥合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重新整合或彻底分裂（reintegration or schism）是全剧的高潮和结局，暗示着一个戏剧行动的结束和一场冲突的结果。他认为社会剧在工业化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替代原始部落仪式，因为社会剧具有普遍适用的戏剧形式和戏剧发生的原材料，并且能够让每一个观众深入地参加到戏剧当中以传达剧作家的思想；而加莱尔的戏剧特别关注社会文化的演变进程，特纳的社会剧理论就成了分析其剧作最有力的理论工具之一。

特纳认为人类有两种经验社会的方式：社群和结构。社群方式认为社会是一个同质异化的整体，而结构方式则认为社会是森严的等级制体现。后一种方式直接决定了父权制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随之而生的是伴随人类历史的两条线索：强硬的权威的线索和感性的隐秘的线索。加莱尔剧作的特点是常常通过反向操作这两种线索和力量，即时常让其剧作中的女性出任僵化的父权制的支持者形象，而男性则时常与柔软的神秘力量相结盟，达到一种全新的戏剧效果，同时在戏剧形式上对传统造成冲击。

作者通过特纳四幕社会剧的结构，探寻了加莱尔的三部作品，逐步为北非人尤其是北非女性，找到一条在个人通向社群的过程中如何完成自我身份定位的路径。在面对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在文化差异背景下冲突的解决之道缺失问题时，加莱尔极具勇气地尝试调解自我与社群的关系，这使得其作品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欣赏和聆听，因为未来诞生于我们对过去的思考之中。

最后三篇论文与女性旅人有关，同时也处理了介于人类学、游记和文学三者之间的文本问题，认为观察者/记录者的客观性以及文体的最终分类都与作者和文本的不稳定状态有极大的联系。文类的混合对传统的二元对立结构提出了挑战，并且构建出更为复杂的文化分析和政治分析。

丽萨贝斯·帕拉韦斯利—格伯特（Lizabeth Paravisini-Gebert）的《东方监禁：19世纪女性旅游行纪中的哈巴涅拉舞》（Oriental Imprisonments:Habaneras as Seen by Nineteenth-Century Women Travel Writers）开篇即通过介绍来自纽约的女性作家路易莎·马蒂尔德·伍德拉夫（Louisa Mathilde Woodruff）在1869年到殖民地古巴的旅游行记，引出了“东方”视域。通过这些旅游行记的创作，作者试图使读者从文化策略上来了解这些国家的“外国人特性”。文章关注的是19世纪下半期到古巴旅游的一批英美国家游客，他们企图狭隘地理解哈瓦那（Havana)风俗，因而形成了误解。作者极其感兴趣的是英美妇女形成的团体，她们将那些外表相似的人简单地归为一类；而非西方游客则反对这种简单的分类，他们建议将民族、宗教、舞蹈和女性主义原型等人类学因素考虑其中。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描述19世纪女性游客笔下的古巴妇女。一是服饰。游客将她们的重点放在古巴上层阶级妇女丰富的服饰上，但她们评判的标尺建立在哈巴涅拉舞曲中的美丽和穿衣品位上。如马蒂尔德·休斯顿（Mathilde Houston）写道：“古巴妇女浅色的皮肤是由于压力过大，优雅的走姿是由于过于懒散。而对于那些年轻的英国美女，对于她们在热带阳光下涨红的脸，她却是极其满意的。”^[2]作者认为这样的描写极具讽刺意味，因为这些女性游客忽视了将古巴妇女的装扮服饰和当地的气候相联系，而是简单地将东西方妇女的服饰装扮进行了对比。二是监禁家中。为了保持妇女们的纯洁和童贞，防止种族污染，古巴社会禁止跨等级联姻，因而社会中各阶级都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伍德拉夫（Woodruff）在行记中描述了古巴妇女被束缚家中与外界隔绝的遭遇，敞开的窗户是她们观望世界的窗口。三是沉默。尽管古巴妇女给人留下了活泼的印象，但这些文本中有关游客与古巴妇女之间的交流记录却非常罕见。伊丽莎白·麦克哈顿—雷普利（Eliza McHatton-Ripley）的作品中，古巴妇女与游客之间的对话充满了丰富的意象和形象生动的故事，但由于缺乏与游客互通的语言，所以只能维持一种简单的交流模式，以此来消磨时间。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描述，作者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古巴妇女见多识广、有主见、有智慧、有想法，与西方女性旅游行记中所描述的沉默寡言的中上层阶级妇女形象大相径庭。大多数旅游行记中那些沉默寡言的古巴妇女其实是这些西方女性游客自身缺乏交流的影射。19世纪女性作家对古巴的构思基本建立在本国意识之上，她们认为只有反抗暴权统治，这些女性才能从东方监禁中解放出来并自由行走。综上而言，作者认为尽管这些女性旅游行记的内容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但本质上还是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她们对东方国家的解读和阐释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目的而扭曲了的幻象。

伊维特·罗梅罗—塞萨雷奥（Ivette Romero-Cesareo）在其《着魔的旅行者：混杂文风与加勒比》（Travelers Possessed: Generic Hybrids and the Caribbean）中，基于一些研究加勒比文化的著作由于跨越学科领域和文类而陷入了无法界定的空白状态，分析了四个代表性的文本：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告诉我的马：伏都教和海地与牙买加的生活》、凯瑟琳·邓汉的《令人着魔的岛屿》、玛雅·黛伦的《神圣的骑手》和玛丽·西戈尔的《西戈尔夫人漫游记》。^[3]认为除去形式和写作意图上的不一致，这些文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文体上的游移，以及人种混合的观念与摇摆于不同社会阶级的意识。从而聚焦四位女性作家如何认识她们身份上的摇摆，以及这种摇摆如何实际影响着她们作为社会现象的研究者、观察者、目击者的写作权威性。

作者首先讨论作家身份背景对其写作的潜在影响。在赫斯顿和西戈尔的著作中，她们的立场受帝国主义建构的导向，但旅居东道国的经验又反抗着欧洲与北美人的统治背景。邓汉出身于人类学与舞蹈的混合领域，身份的非正统性帮助她进入了当地多样化的社会圈，获得了区别于前驱者们的女性人类学家“第一人”的独特立场，这使她拥有了无法轻易定位的“中间人”品质。在《神圣的骑手》中，黛伦认识到艺术家组织是从属于整体“当地人”待遇的一种“部落集团”，“艺术家/当地人”的立场让她拥抱了海地社会，她感到比起肤色“种族”的结盟更决定于精神/心理上的姻缘关系。

其次，以初涉伏都教为线索，作者比较了赫斯顿、黛伦、邓汉三者获得或试图获得身份归属感的过程，还原她们不断变动于“局外人/局内人”立场的心理历程，由此波及其写作权威性的变化，造成书写风格的“混合”。赫斯顿选择保持局外人的立场，她用种族学语言来表达社会抵抗，但当叙述视点切换于“文明的/野蛮的”之间，第一世界的话语优越感便消失了，与其本源国的期待表现出距离。邓汉和黛伦摇摆于“局外人/局内人”之间。黛伦作为艺术家来诉说正统的人类学问题，这样的异常性让她获得了局内人立场。这种奇特的身份归属规则也表现在邓汉身上。邓汉对海地社会持有异域的陌生感，她最初将自己定位为“中间人”，但出于对学术界、对美国、对黑人同胞的三重责任，多样的个性、折中的印象与异常的靠近让她既处于观察者的地位又被海地社会所接受。

接着，作者单独讨论了玛丽·西戈尔的个案，虽然她的种族、性格、旅行时间与目的皆与前三者不同，却同样在旅行中表现出身份选择的游移。西戈尔对自身社会流动性的享受使她能不断循环地滑动在种族与国籍之间。她没有完全被英国社会接受，也怀疑自己是英国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作者列举了多处文本证明这种经验，并表明西戈尔总将注意转移至美国来掩盖英国的偏见。另外，作者还指明了西戈尔渴望通过自己的医疗力量给她带来一个确定的等级意识与公众接受，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她最终死于经济贫困和道德无名。

最后，通过对四位女作家不同结局的梳理，作者归纳了她们的文本与自身“混合”的原因与意义。以文本为见证，所有作家都分享了她们在公共领域的一种在场意识和表演感。在个性、经济、学术及艺术上，她们“偏离”的生存与能力持续着，并使其不可放置性成为必要。所以，不仅她们写的文本难以放在文类上界定，她们更选择以自身代表着“混合”，这种拒绝分类是一种策略化的立场，使她们在不同社会阶级与种族类别的运动中，既能对峙歧视，又能自我保护。

马里奥·塞萨雷奥（Mario Cesareo）的《人类学与文学：同伴与私生子》（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Of Bedfellows and Illegitimate Offspring）是全书中讨论人类学与文学关系最为旗帜鲜明的一篇，使全书达到高潮。立足于文学文本化的后现代实践语境，重新定位了文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属性，对文学与人类学的“跨界杂交”问题进行了评述，认为这是消除学术跨学科紧张关系的有益构建，跨界杂交为文学和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空间。因此，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即探讨文学与人类学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文章以三个视角为切入点，分别探讨了“作为人类学的写作”（Writing as Anthropology）“作为旅行写作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as travel）”以及“超越剩余”（Beyond the remants）三方面的内容。围绕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作者的基本观点一是将人类学的观念、主题和隐喻功能化，从而成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文学文本的工具；二是突出人类学对于不同文学文本的历史运用，并且作为对其分析的来源。作者认为用人类学概念去阅读文学文本并进行民族志的工作是有问题的，文学批评和人类学都是一种基于类型化的实践。二者实质性的不同在于，人类学研究构造对象和实践的符号，而文学研究淡化它所分析对象的生产、流通和接受过程中的属类和制度性维度，因此用人类学工具去检验文学成为一种误导。文本进入物质实践（muterial practice）就意味着需要超越符号学和解释学的桎梏，否则对文本的不重视会使得实践和问题意识进入体质（physical an thropology）人类学的范畴。作者认为文本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因此文化研究可以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来完成民族志的工作。作者认为架起文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桥梁的是民族志小说，他借用塔曼（Tallman）的观点，认为民族志小说是传达文化的重要介质。通过比较民族志作者和小说家、民族志小说和标准的民族志、内行人和局外人，作者得出“两种限制”的观点：第一是属类的限制，小说家在创作中不回避情感，甚至参与作品之中，因此无法承担客观的民族志写作者的身份；第二是认识论的限制，文化给作家提供创作资源，但作家难以触及人类学领域。

然后作者将目光从文学作为人类学转向民族志作为旅行写作。他认为文学与民族志都是“他者”的知识产物，人类学并不是遇见文学，而是由文学所引起的。更准确地说，民族志是环球旅行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写作产物。当他者进入一个陌生的地域时，会因文化习俗等问题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这种个体的危险处境导致了恐惧，又注定会迫使个体去适应，从而进入一个双重而矛盾的角色：面向全新的世界并理解它，同时自治与管理新的世界。然后，作为存活和统治的必要，这种人类共有的经验被主题化，被写成小说。他者的入侵会同时打破原来的秩序，因此原住民会抗拒，阻止他者的进入，文学作品中就会呈现出幻象、遗迹等现象。记忆也开始了两种矛盾的斗争：遗忘，直接对抗过往；记忆竞赛，重新拾起被遗忘的事。旅行写作是与他者产物相遇中的驯化过程，是在“咒语”地带发生的事情。旅行写作同时成为产品和接触带的生产者，它将自己置于边缘叙事的地位。与旅行相比，旅行写作不是详述与他者的相遇，而是同时擦去他者和将他者寓言化。

作者最后的结论是：“人类学与文学并不冲突，相反，人类学诞生于文学之中。”^[4]

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进入21世纪，各种学科间的混合和跨界研究层出不穷，为各类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历经风雨的文学，如何在新的时代焕发生机，为自身建设与勃兴找到合适的出路，已然是这门学科的首要议题。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早在19世纪人类学这个提法就已经出现了。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全球化，人类学的研究也有新的变化。人类学是知识全球化进程的伴生物，反过来看，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也积极促进了知识全球化的进程。现今的人类学有了不同以往的特性：第一，人类学家主要研究的是非西方文化传统；第二，人类学研究的原则是一视同仁地看待各地区文化传统。人类学这种摒弃偏见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正是人文学科所需要的。因此，依托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有效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进行革新，结合二者的有利之处，形成互补优势，挖掘各自的潜能和文化内涵，有助于学科之间的融合、创新和发展。有很多文学作品也表现出人类学家所关注的因素。比如康拉德的作品《黑暗之心》对殖民者在非洲地区的一系列殖民活动的叙述与反思，对殖民时期各类民族运动的忠实再现，都为人类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研究思路。在文学领域，加入人类学新鲜血液后，又会对很多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家产生新的认识和领悟。因此，文学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是有极大意义与价值的，文学的发展之路或许因此更加宽阔，人类学的研究也能够开拓一片新的天地。现今的文学作品，人类行为呈现多样化，新的文学形式和题材层出不穷，因此，跨越不同学科的界限，从新视野与新角度来解读各类文学、文化现象，在学界已开始形成共识。

从《文学与人类学之间：跨学科话语》这本专著来看，国外的学者已经把目光转向更多元化的文本体裁和文化现象中去了，不仅仅是对经典和传统文学的阐释与挖掘，更多的是对不同题材的文本进行分析、解剖、再创造。文学和人类学只有在不断继承的同时才能够不断创新发展，文学与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也才能落到实处。

[1]本文是对罗斯·安格丽丝编著《文学与人类学之间：跨学科的话语》（Rose De Angelis,ed.,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Discours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一书的评介，上海交通大学唐启翠、张莨苑为主要执笔人。

[2]Rose De Angelis,ed.,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Discours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p.124.

[3]原文为Zora Neale Hurston的Tell My Horse: Voodoo and Life in Haiti and Jamaica,(1938,1983,1990,1992,1995); Katherine Dunham 的Island Possessed,(1969,1994); Maya Deren的Divine Horsemen:The Living Gods of Haiti,(1953,1970,1990,1991);和Mary Seacole的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Seacole in Many Lands (1857,1984,1988)。作者姓名和题名“西戈尔夫人漫游记”皆引用国内的既定翻译。

[4]Rose De Angelis,ed.,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Discours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p.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