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文化符号学看“物的叙事”

本节将说明，物的叙事，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决文学文本的虚实判断难题。

仍以《山海经》为例，这部书所讲述的是大地上400座山及其河流的物产叙事，这些内容到底是真还是假？是实录还是虚构？古往今来没有答案。为什么没有？因为谈论的人很多，却很少有人试图去作实地考察和小心求证。

当以文化文本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符号学引入“物的叙事”这个概念，文学文本《山海经》之虚实的求证问题，终于迎来了破题的契机。道理很简单，既然书中讲述的400座山中有140座出产玉石，那要解答的疑难就是寻找现实中的产玉之山。这就意味着需要去做广泛的田野调研，甚至是标本采样，进行数据的集合，以此实物为参照，再看看华夏大地上有没有这许许多多的产玉之山，它们究竟都出产一些什么样的玉石。

在《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中，基于“多重证据”方法论的多年探索实践，叶氏更进一步提出“N级编码”的理论，在个案研究上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华夏史前玉器的“符号叙事链”的研究。其中的一个新方向，就是沿着玉石之路的东西走向，去探索“西玉东输”的黄河道线路情况，即西部的丰富多样的玉矿资源是怎样输入中原地区的。

为什么要关注前文字时代的玉器？众所周知，一个经历丰富的器物必定经过从“商品化”到“去商品化”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它是文化建构的实体，被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被归入不同的文化分类范畴。正因如此，文学人类学探索“物的叙事”的关键思路，在于追溯物的社会生命历程，关注物的商品化方式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论者十年如一日沉浸在华夏独有的玉器符号世界里，能够看到古代中国“天人合一”观念其实源自拜物教盛行的玉教信仰，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一开始就来自纯粹的哲学形而上思辨。这种观念的具象形式，是以有形可见的玉礼器为天与神的代表。玉是天人合一的中介物，天人合一神话观就体现在玉人合一和玉崇拜的行为实践中。

史前人类不惜血本采玉、制玉、佩玉的一整套行为模式都来源于此。早在青铜文明出现之前四千年，东亚地区就出现了生前佩玉、死后葬玉的文化习俗。良渚寺墩遗址三号墓的“玉殓葬”和西汉帝王的金缕玉衣，都是这种玉教信仰的极端状态。秦始皇首创的传国玉玺上有“受命于天”四字，清晰地说明了玉与天的对应关系，这一小传统的书写记录，其信仰根基来自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从距今八千年到距今两千年的“玉器时代”，存在一个绵延了六千年而不断绝的拜玉文化，这是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也是重新理解和诠释华夏文明奥秘的关键。

在《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的第四章“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石峁玉器新发现的历史重建意义”中，作者以陕西石峁古城遗址新近出土的玉器为线索，回答了之前由于材料所限而未能解决的疑惑—齐家文化玉器是通过怎样的路径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玉器发生联系的？作者将新石器时代的用玉传统定义为“多点开花格局”，先有“北玉南传”“东玉西传”，后有“西玉东输”。前一个阶段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基本完成，以玉礼器自东向西传播，进入河西走廊为标志；后一个阶段则是以距今四千年为开端，通过西北齐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互动，将新疆的和田玉和甘青地区的祁连玉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原。这两个阶段的交汇点正好在距今四千年之际，这也是“夏”成为华夏第一王朝的年代，“西玉东输”的国家资源供应模式从这时正式开启了。陕北的龙山文化玉器和玉料证明了这一资源大转移的过程，玉石之路揭开了华夏礼乐文化的“前史”。

与这条“玉石之路”发生重叠的是著名的“丝绸之路”。2014年7月，文学人类学研究同仁联合甘肃省委宣传部、《丝绸之路》杂志社，推动了“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全面开展，踏查河西走廊一带的史前文化通道和玉文化分布遗迹，15天行程4 300公里，相关的问题集结为系列论文《白玉崇拜及其神话历史》《山海经与白玉崇拜的起源》《多元如何一体：华夏文明构成的奥秘》陆续发表。调查结果显示，“丝绸之路”的命名有极大的局限性，只能部分解答自古以来困扰着欧洲人的东方丝织品来源与路径问题，却不能究其所以然，回答这条商业通道开通的具体时间与用意。我们认为，所谓的“丝绸之路”始于玉石之路。运送这种国家资源的道路畅通无阻，第一次给中原国家带来规模性的优质和田玉白玉资源，引发了“白玉崇拜”现象，玉教神话观出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教革命”。它扭转了中国玉文化史八千年的发展方向，即从多点开花的地方玉崇拜转向新疆一地的和田玉崇拜，和田白玉独尊的地位被建立起来，支配着以后三千年的资源输送与核心理念建构。如果说大传统时代的“玉石之路”是一级编码，那么后世沿着这条通道出现的各类“××之路”就是次级乃至N级编码。“西玉东输”的资源供应模式一旦形成，商周之后历朝历代都沿用不衰，其间发生变化的只是运输的规模和路线。在明确了玉石之路的本土立场之后，丝绸之路和黄金之路、佛教东传之路均由此衍生而来的事实逐渐明确，由此形成了华夏文本系统诠释的因果模型范式。从玉石之路到佛教之路的研究，讲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故事”，从世界体系的全局观点上给中华文明发生和发展的研究带来新的理论突破。通过建立这种历时性的文化文本的符号编码理论，文学人类学找到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其研究范式也成为一种有效且具备穿透力的分析工具。

自1997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在厦门召开第一届年会之后，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关系就成为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理论建构的基石。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三个十年”的演变轨迹：第一个十年是以方克强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召唤下的文学人类学复苏；第二个十年是原型批评理论的繁盛期；第三个十年是学科建设和多元发展时期，涌现了民族志诗学、符号类型模式理论、人类学诗学等流派。^[29]随着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和视域的扩张，文学人类学研究逐渐突破了“神话—原型批评”的起点，步入多元化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文本”的关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得文学人类学研究逐步完成了从文学批评到人类学诠释的三级跳过程，并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学科对象和研究视域的三次重要转换。^[30]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三级转换过程中，“文本”的概念是一个“文化书写文本”的复合体系，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本”涵括了文化书写的多重面向。

【注释】

[1]叶舒宪主编：《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2]Arjun Appadurai,ed.,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86,p.4.

[3]George Stocking,ed.,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Vol.3),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p.3.

[4]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Hawaii:University or Hawaii Press,2001.

[5]Igor Kopytoff,“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in Arjun Appadurai,ed.,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Chris Gosden,and Yvonne Marshall,“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Objects”,World Archaeology,31(2),1999,pp.169—178.

[6]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in Arjun Appadurai,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68.

[7]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第98页。

[8]叶舒宪、萧兵等：《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57页。

[9]叶舒宪、萧兵等：《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5—176页。

[10]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678页。

[11]参看何予明：《书籍与蛮夷：〈蠃虫录〉的历史》，时文甲译，程章灿校，《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2013年；He Yuming,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2]吕柟：《端溪问答》，见《泾野子内篇》，中华书局，1992年，第34页。

[13]参看祁庆富、史晖等：《清代少数民族图册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0页。

[14]参看［日］林巳奈夫：《刻在石头上的世界—画像石述说的古代中国的生活和思想》，唐利国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20页。

[15]参看巫鸿等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至三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

[16]在美术史领域，有关这种范式转型的论争，可参看巫鸿与贝格利围绕《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的论战文章，巫鸿：《“纪念碑性”的回顾》，载《美术史十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田晓菲：《学术“三岔口”：身份、立场和巴比伦塔的惩罚》，载《中国学术》第六辑，2001年，商务印书馆，第259—269页；李零：《汉学学术“科索沃”—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载《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0—174页。

[17]［比利时］贺登崧：《真武神志—察哈尔乡土传统的流变》，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4卷第2期，2006年，第127—170页。

[18]［比利时］贺登崧：《真武神志—察哈尔乡土传统的流变》，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4卷第2期，2006年，第162—164页。

[19]邓庆平：《真武神志—察哈尔乡土传统的流变》译者跋，见《历史人类学学刊》第4卷第2期，2006年，第168页。

[20]马昌仪编：《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21]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85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二里头：1999—2006》（三），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19页。

[23]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24]黄厚明：《从良渚玉器神像到商周青铜饕餮纹》，《艺术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5]魏晓明：《饕餮纹三题：起源、功能与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26]参看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九章至第十章，第343—408页。

[27]［美］汤姆·米歇尔：《图像学：视觉艺术的意义与解释》，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28]同上书，第74—75页。

[29]李菲：《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理论推进》，《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30]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人类学写作”的多重含义— 三种“转向”与四个议题》，《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五届年会手册》，2008年,会议刊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