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重心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即从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用韦勒克的术语说，是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文艺学转变为文化诗学，一度主宰文学研究的“文学性”也演变为“文化诗性”。各类对文本的阐释性解读方式强调对语境关联性的研究，语词文本与社会、自然、历史的绞缠，也自然成为新的关注点。

在现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范式之外，寻求一套文化文本导向的新理论与新研究范式，是当代文学人类学需要处理的首要理论难题。文学人类学的批评实践侧重于以人类学、历史学和符号研究的方式研究各种文化书写的形态，在研究动态文化的过程中提炼出“文化文本”这一新兴概念。从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首届年会的论文集题为《文化与文本》^[1]就可以看出国内的文学人类学一派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即如何找到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理论关联。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从属性的。换言之，是看不见的文化文本决定着看得见的文学文本。

由此可知，“文化文本”是当代文学人类学最为核心的关键词。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非实体特征，在内涵上囊括各种类型的活态文化与物质文化，如民俗礼仪、节日庆典、口传史诗、传世文物、出土文物、建筑、墓葬形制。除此之外，生成这一符号综合体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也是文化文本的组成部分。

2013年出版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一书为文学人类学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阐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即“文化符号学”的概念。这一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重新划分文化的“大小传统”。在论者看来，先于文字以外的传统是大传统，而后起的文字则是小传统。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个颇具分析性含义的核心概念“N级编码”，将一万年以来的文化文本乃至当代作家原创的文学文本尽数囊括其中（第三章“编码的符号学”）。简要来说，大传统以器物与图像为符号载体，这些产生于无文字时代的元素有着文化意义上的原型编码作用，可称为一级编码，也就是文化的原型编码，主宰着这一编码的基本原则是神话思维；以甲骨文为初形的文字是二级编码；用文字记录的早期经典则是三级编码，在中国包括先秦典籍等史籍，在希腊则是《荷马史诗》，在印度是四部“吠陀”和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埃及是《亡灵书》，在苏美尔是《吉尔伽美什》；之后的一切写作实践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N级编码。《文化符号学—大传统新视野》正是从大传统的原发性角度重新解读小传统的所以然，通过文化符号学的多层编码理论，层层还原文化生成符号的历时性叠加过程，不仅阐述了驱动华夏文明的文化文本符号编码之核心动力，更是严格按照年代顺序梳理出中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轨迹，探究视觉文本和物象文本的符号体系、表意功能与叙事特征，在当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重新讲述“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