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N级编码：中国文化的编码与解码自觉

2012年11月14日，在鲁迅文学院授课时，应“文化自觉与文学人类学”的讲题之需，结合莫言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热潮，进而在本土文化深度再认识的基础上，叶氏首次提出N级编码理论的初步构想。其目的是希望启发学人思考怎样能够让符号想象真正拉动符号经济，从而实现符号经济（知识经济）与文化资本博弈时代的文学增值问题，因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符号经济时代现实需求下滋生的国际性新兴产业。

事实上，主张文化自觉的中外作家们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深层次的编码处理，这些作品也因此被搬上银屏，风靡全球。其中的佼佼者包括英国女作家罗琳（Joanne KathleenRowling）的《哈利·波特》、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布朗（Dan Brown）的《达·芬奇密码》、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兼语言学家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指环王》（或《魔戒》），此外，还有加拿大导演卡梅隆（James Cameron）执导的《阿凡达》、美国导演安迪·沃卓斯基（Andy Wachowski）执导的《黑客帝国》、中国台湾导演魏德圣执导的《赛德克·巴莱》以及中国大陆导演姜文执导的《让子弹飞》等。上述作品的创作者皆成功赋予作品以文化的原型内涵。显而易见，“已有的文化文本的编码程序一定会对新创作的文学文本发挥作用”，^[132]顺应新神话主义潮流固然是当前形势所趋，然而，最紧要的问题并非是“重述”还是“重建”某一种拥有本源特色的新神话，而恰恰是随着后现代文化寻根思潮而产生的传统神话观念的重大变革。

《达·芬奇密码》第61章中雷·提彬爵士的话，正是这种意识的写照：

根据预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千禧年刚过去，随之而结束的是长达两千年的双鱼时代，要知道鱼也是耶稣的标记。正如星宿符号学者所言，双鱼星座的理念是，人类必须由比他们更强大的事物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人类自己不会思考。因此，那是一个充斥着强烈宗教信仰的时代。可是现在，我们进入了宝瓶时代。而这个时代的理念是人类会掌握真理，会独立思考。观念上的转变是如此之大，而这种转变正在发生。^[133]

丹·布朗敢于让哈佛大学的学者们走上民间异端宗教复兴运动的核心位置。此言外之意是异常深远的：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教育、知识、科学之标志的最高学府的宗教符号学教授，罗伯特·兰登在课堂上讲述的内容会是什么呢？能够从黄金分割、十字架、五角星之中释读出女神编码象征意义的他，充分再现了学院派知识分子与新时代的认同关系，而这与小说自身的文化底蕴所指方向是不谋而合的。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中欲求恢复女神信念的表达，带有文化治疗与精神拯救的良苦用心。

同样，莫言在《蛙》第四部第二节对牛蛙养殖场的细致描写，又何尝不是作者苦心的一种宣泄呢？主人公“蝌蚪”描述那后来经常在自己梦境中再现的蛙池的景象，这蛙池既是牛蛙“求偶配对的情场”，又是“繁育后代的养殖场”。

那是一个大约四十平方米的池子，池中约有半米深的浑水；水面上，熊蛙鼓动着洁白的囊泡发出牛叫般的求偶声，雌蛙舒展四肢浮在水面，缓缓地向雄蛙靠拢。更多的蛙已抱对成双。雌蛙驮着雄蛙，在水面游动，雄蛙前肢抱住雌蛙，后腿不停地蹬着雌蛙的肚腹。一摊摊透明的卵块，从雌蛙的生殖孔中排出，同时，雄蛙透明的精液也射到水中。—蛙类是体外受精—似乎是小表弟，也可能是袁腮在说—雌蛙每次能排出大约8 000到10 000粒卵子—这可比人类能干多了—蛙池中蛙鼓四起，池水被四月的太阳晒得暖洋洋的，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气。这里是求偶配对的情场，也是繁育后代的养殖场。—为了让雌蛙多排卵，我们在饲料中添加了催卵素—蛙蛙蛙—哇哇哇—^[134]

莫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为写作的现实题材，而“娃”正是人类的生育对象，其自降生到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竟与“蛙”的叫声如此的类同，二者的原型隐喻关联就自然成为该作品想象构思的源泉。蒋卉指出：“在莫言长达19万字的小说中，除去文题，正文中‘蛙’共出现了202次，有239处提到了‘娃’……透视出了蛙与人的类比认同。”^[135]这样的类比认同实则是神话思维时代最关注的现象，因为类比联想恰是神话思维的基本逻辑。莫言借助魔幻想象，为计划生育的实施现实进行重新编码，意在探寻蛙神原型，如若从根本上对此进行阐述，就不得不借助于大传统视域中作为一级编码的文化文本的潜在力量。

大小传统理论的提出，使文学人类学界开始深入思考，认为从大传统到小传统，可以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出N级的符号编码程序。进而，在大小传统重新划分基础之上，将一万年以来的文化文本和当代作家的文学文本关系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建构出一套兼顾历时性、共时性的文化符号编码理论—“N级编码论”。应该说，这是还原和深究以实物、图像叙事为起点的最新理论总结，可操作性强，不但说明了文化原型的N种表现模式，而且将大小传统真正打通了。

以蛙神原型为例，可以得出N级编码理论的具体内涵：“无文字时代的文物和图像，有着文化意义的原型编码作用，可称为一级编码，主宰着这一编码的基本原则是神话思维。其次是汉字的形成，可称为二级编码或次级编码……三级编码指早先用汉字书写下来的古代经典……今日的作家写作，无疑是处在这一历史编码程序的顶端，我们统称之为N级编码。”^[136]N级编码程序可谓应用于大传统文化文本和小传统文学文本关系的新理论框架，可简单直观地表述如下：

一级编码：物与图像（兴隆洼文化石蟾蜍/良渚文化玉蛙神）；

二级编码：文字（汉字“蛙”与“娃”的同根同构）；

三级编码：古代经典（《越绝书》蛙怒）；

N级编码：后代创作（从《聊斋志异》蛙神到莫言《蛙》）。^[137]

不难理解，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做的是透过莫言的《蛙》之隐喻，到《聊斋志异》之《青蛙神》崇拜，再到《越绝书》中勾践“见怒蛙而式之”的典故剖析，然后去深究“蛙”“娃”词源的同根同构现象，最后对以兴隆洼文化石蟾蜍、马家窑彩陶神人（变体蛙）纹、良渚文化玉蛙神、金沙遗址金箔蛙等为代表的一级编码文化文本背后所深藏的潜在力量进行逆向解码。

放眼全球，从罗琳《哈利·波特》的风靡到莫言《蛙》的被认可，中外作家的“神话编码式”写作已迫不及待地向理论界提出了新的建构需求，N级编码论的应时而出，将会直接促进传统文化观的革新。另外，在N级编码的前三级编码中，谁如果掌握了程序底端的深层编码，补习好大传统知识，谁就会更易获取作品的深厚内涵和张力空间，而不是在就事论事的平铺直叙描写上裹足不前。

由此观之，N级编码理论需要探讨的是文字时代以后的文学书写中所蕴含的上古密码，即元话语、原型问题。在大传统视域内，N级编码中越是古老的编码，越接近文化的基因和人类文明演变的编码，其能级越大，分蘖力越强。显然，该理论体现出从物的叙事、图像叙事转向文字叙事的实证研究思路，还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四重证据法未曾关注的材料逻辑性问题。“从文化文本的历史生成看，物的符号在先，文字符号在后。文字产生之前肯定存在大量的口传文本，但是口说的东西没有物质化的符号，不能保存下来。于是，要探寻原表述或原编码，就只有诉诸物的叙事与图像叙事。”^[138]鉴于N级编码论从年代学视角切入，以历史发展进程和延续程度为尺度，所以从中“抽掉”口传和身体叙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当文史哲等人文划分的学科界限被打破以后，神话编码的文化功能意义就会得以鲜活再现。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就曾对三星堆文明进行反思性研究：

我讨论的是三星堆文化，但我强调的不是又发现了一个中国古文明源头，而是为什么当真实的历史出土时我们会感到如此惊讶。我们的惊讶代表一种认知断裂—我们认为在这么早的时期，蜀地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文明存在。因此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知识理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我在此研究中，仍是透过文本分析来解读汉晋蜀人写的一些本地历史。比如，《蜀王本纪》，我们可以看到写下这些作品的古蜀作者如何把本地“蚕丛”的历史遥远化，变成神话，并最后切断汉晋蜀人与古人之间的关系。^[139]

长江上游的广汉三星堆文化被发现于中国的边缘地区，而这些地区的上古时期恰恰处于中国历史记忆中的空白期，由于左丘明、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家只顾中原文明的“月明”，而有意忽视巴蜀边缘文明的“星稀”，使得三星堆文化因得不到客观表述和记录而变得茫然无踪可寻，史书和文献的失载将其变成一个被汉字编码的历史传统完全忽略、有意压抑和彻底遗忘的地域性文化传统。殊不知，“月明星稀”为一个完整实体，中原文明与巴蜀文明皆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构成要件。以至于当真实的“过去”被出土时，我们对它竟是感到如此震惊，显然这是因为我们心中视作常识的“过去”与出土的真实“过去”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使然，被遗忘的真实“过去”开始重回我们的视野，重新唤起我们的回忆。

既然认识到每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讲述都是神话历史，那么接下来就应当历史性地重构其原型编码，据此梳理后续的再表述过程，即二级、三级及其N级编码。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黄金权杖、面具以及青铜立人像，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蛙与玉璧、玉琮、玉璋等，无一不在向世人述说着三千年前古蜀文明的辉煌过去，而神话学的知识考古正引领我们去还原和体认那段不能被遗忘的文明史。N级编码程序将分级编码明确具体化，意在唤醒学人的文化解码自觉，摆脱文字符号的束缚，自觉走出文字牢笼，在文化大传统中追求学术争鸣与思想自由。令人欣慰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文学人类学同仁参与到文化文本的符号编码历程研究中，他们共同努力，为构建一套便于操作的编码、解码指导性理论而不懈奋斗。

唐蓉力图从文学人类学倡导的四重证据法出发，探寻N级编码理论的诞生轨迹。

从“四重证据法”到“N级编码理论”，一脉相承的是：对非文字记载的历史和传统的充分重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将其地位提到了文献历史和文化之上。

但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内核的不同表达方式：在前者中，四重证据是并行的，是一个体系中的多角度，虽然这些证据产生和发现的时间有先后，但建构理论的着眼点却并没有强调其历史关系，也未曾详细探究其传承性和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嬗变关系，并未完全脱离共时研究的结构体系；而后者，则充分关注了各级编码间的原生—派生、催生—源于的关系，事实上，各级编码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解读为符号的生长和演变过程，如此一来，便形成了鲜明的历时观。^[140]

她将信息的原初形式称为源码，转换之后的形式称为代码，二者之间转换的方式或规则称为编码规则。主张解码是编码的逆过程，在解码过程中，解码规则是编码规则的逆向操作，代码要通过这个逆向操作还原成源码。

N级编码理论不是闭门造车式的空想理论，它一方面吸收了弗莱的神话置换变形理论，另一方面借鉴了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结构主义与类型学相结合的方法论以及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结构理论。另外，还与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以及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互文性”理论在内涵上相通。他们想说明的是人类表意实践活动是如何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交织中移动、改道和消失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互文性”理论要凸显的是文本中的多元文化、多元话语交织中的价值冲突问题，如创造/复制、个性化/非个性化、传统化/反传统、体裁化/反体裁等。^[141]从这一意义上讲，N级编码理论与后现代的“互文性”理论有着某种相通的思想旨趣：都意在共同关注文化表述问题。

基于此，代云红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N级编码理论是对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的一次理论整理或总结，体现着将四重证据法的共时性理论体系进行历时化的生成性表述的理论诉求，将其与神话“置换变形”理论、后现代“互文性”理论以及类型学理论加以对照，能够看出其潜含的思想内涵和积极的理论导向意义。

从“N级编码理论”、神话“置换变形”理论以及后现代的“互文性”理论内涵的相通之处来看，三种理论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一是对文学的看法，即作为社会交际或社会交流的文学；二是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即文学批评是一种社会批评；三是三种理论都隐含着这样的理论意向，既要识别出文学的“同一性结构”，又要能反映出文学的多样性特征。^[142]

需要明确的是，贯穿于各级编码之间的主脉，仍然是文学人类学得以发端的研究重点—神话原型。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是为20世纪的“女神再发现运动”揭开序幕的理论功臣。其在1861年用德文发表的《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标志着家庭史研究的开端。他把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确定为母权制阶段，相当于中国古书所说的“知母不知父”状态。巴霍芬建构其理论体系的主要材料是古典神话，他善于从性别冲突的角度给希腊神话提出新的解释，从中归纳出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演进轨迹。20世纪最重要的女神研究学者是美国考古学家金芭塔丝，其遗著《活着的女神》^[143]将考古文物中复原的女神信仰同其在父权社会中的残余形态有机结合为一个生命整体，使被历史所遮蔽、所遗忘的“女神的语言”同后起的“男人造的语言”同样成为我们反思现代知识体系的基点。

柳倩月致力于运用N级编码理论阐释现实问题，她在《女神复活：土家女儿会的神话原型编码分析》中认为，N级编码理论有助于在意义阐释上建立历代文化文本之间的关联，既然人类学视野中的“恩施土家女儿会”民俗活动与古代巴人“廪君射杀盐水神女”神话可以遥相呼应，那么该民俗活动当属于远古女神文明的民俗化表现形式。“盐君自荐枕席，却死于情人之手，其隐喻的文化意义是女神文明开始从历史舞台退出，男权社会逐渐走上历史舞台”，^[144]这与巴霍芬、金芭塔丝所倡的“女神再发现运动”的旨趣完全一致。柳倩月通过从“女儿”到“女神”的逆向解码，希望历史地重构与盐水神女有关的女神原型编码，并针对其在大传统文化文本及当代文艺创作上的具体表现，证明神话原型编码在文化产业中产生的重要应用价值。“与巴人有关的历史虽然‘鸿古’‘难为明征’（郦道元《水经注》），廪君射杀盐水神女的‘神话历史’却保持着它强大的生命力，从苍茫远古一直走到了今天。从‘廪君射杀盐阳神女’神话的不断表述，到如今武陵山区土家女儿会民俗活动的复兴，与盐水神女有关的文化编码过程从未停止过。”^[145]通过文化符号的N级编码程序，我们能够有效激发民族文化传统的无限热情，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促进民族历史的重建以及文化的承继。

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人类学者还需要关注神话的适应性问题，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它开始失去功能或可能消失，相反，神话以保持自身存在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正是为了避免其功能的削弱或完全消失”，^[146]从而适应新的形势和挑战。因而，神话需要变换传达自身的方式，不会在各级编码中彻底消失。

N级编码将非语言、非文字的符号叙事摆在如此重要和基础的位置，就是要以其为利器，为破解神话原型编码以及其他级编码找到新的突破口。这就很好地呼应了N级编码理论提出的原初意义，更为直接地凸显出一级编码在重回中国文化大传统以及神话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与基础地位。

文学人类学者所建构的N级编码理论，研究的是人类如何“记忆”文化原型的过程，解释的是具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能力的“长时记忆”所带来的结果，重在提倡中国文化的编码与解码自觉。如今，从交叉学科视角审视，我们只有洞察大传统中原始神话思维的文化编码，才能够真正实现对小传统文字再编码的追根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