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展趋势：立足本土与国际对话

跟其他学术会议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永川会议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会。

全体与会代表在会议期间前往重庆大足石刻参观，作为对博士生谭宏论文选题《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足石刻研究》田野点的一次实地考察。据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新建教授说，这是自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学科点成立以来，博士生的论文开题报告第一次走出学校，走向田野。此次开题答辩的四位博士生以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多样的研究进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文学人类学的发展趋势。

兼有彝族诗人和学者双重身份的罗庆春的选题是《彝族当代作家汉语诗歌创作研究》，出于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他试图引入文化诗学、民族志诗学等相关理论对彝族汉语诗歌创作进行研究。谭宏《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足石刻研究》，试图以大足石刻的遗产化过程为个案，透视大足石刻成为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当地文化变迁，以“地方性知识”作为学术原点，将世界遗产追求“杰出的普遍价值”视为一种“他者的眼光”；同时，将“遗产化”过程视为后发展族群在全球化语境下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他者化”的过程，进而推进对我国“遗产运动”的反思。薛敬梅《在盟誓文化中表述的历史记忆和族群关系》，试图通过对云南边疆的盟誓仪式与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将盟誓的活态意义和功能置于动态变迁的社会生活中来考察。祖晓伟《甲金文身体核心词的认知人类学研究》，试图以语言文化相对论作为甲金文研究的理论背景和立论依据，以“古汉语文学的经验发生”为切入点，并选取认知人类学的文化模型理论作为甲金文的阐释工具，对甲金文的身体核心词进行认知人类学的研究。

四位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立足本土，他们所关注的本土性的文化事象—从彝族诗歌、大足石刻到西南边疆的盟誓现象以及甲金文，表现出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应有的本土文化自觉与学术担当。二是在研究理论、方法的采用与借鉴方面，则更多地从西方获取资源。答辩委员会一致的意见则是需要从三个方面推进研究：第一，加强对国际语境相关知识谱系的梳理，尽可能获取更多更新的理论成果；第二，拓宽文学人类学学者的文化视阈，把研究对象置于更广阔的人类文明的背景中进行研究；第三，考量如何把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落到实处，进而思考“地方性知识”能为国际学术提供何种启示。

21世纪以来各高校通过答辩的文学人类学方向博士论文，主要有以下篇目：徐鲁亚《神话与传说—论人类学文化撰写范式的演变》（中央民族大学，2003）；王菊《彝学80年》（四川大学，2007）；梁昭《刘三姐叙事研究》（四川大学，2007）；谢美英《〈尔雅〉的文化人类学阐释》（四川大学，2008）；荆云波《〈仪礼〉的文化记忆与仪式叙事》（四川大学，2008）；黄悦《〈淮南子〉神话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方艳《〈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8）；高岚《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明清之际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四川大学，2008）；何茂莉《来自民俗的创作与阅读：苗族口承文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兰州大学，2008）；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四川大学，2009）；刘亚玲《神圣与世俗—甲居民俗研究》（四川大学，2009）；唐启翠《神话、礼仪、象征：〈礼记〉的文化阐释》（四川大学，2009）；王倩《二十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略》（四川大学，2009）；王立杰《观人与人观：中国古代相人术的人类学研究》（四川大学，2010）；李菲《墨尔多神山下的“跳锅庄”—嘉绒族群观念与表述实践》（四川大学，2010）；林科吉《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应用与发展》（四川大学，2010）等。这些论文可以透视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两个主要发展趋向：一方面是立足本土，既包括西学的本土化过程，也包括激发本土的文化自觉和对“地方性知识”的价值重估；另一方面是“跟国际进行对话，对国际的相关文学和人类学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和还原阐释，引进理论资源；同时避免自说自话，让非西方的文化资源进入国际性的学术视野”。^[19]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正处于一个从“跨学科研究”走向“新兴交叉学科”的转折期。文学人类学如何在整合与拓展中寻求新的发展与超越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层面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一，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正在经历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从“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到“文学人类学”的新兴交叉学科，但是如何“立”呢？在学科建制和学理建设方面，《文学人类学教程》的出版和“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立项只是拉开了学科建设的序幕而已，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还需要长远的规划与持续的努力。作为现实层面的学科建设，面目焕然一新的文学人类学年会、文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举办、更多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设立等一系列筹划都有待逐步落实。

第二，问题与方法的本土化探索还有巨大的空间。什么是文学人类学的疆界？什么是能够把不同的文本和研究对象串联在一起的文学人类学的核心理论？什么是其他的学科不可替代的文学人类学应有的担当？中国文学人类学如何进行本土田野调查与理论创新的互动？如何重新认识和表述中国多元文化？中国特色的文学人类学方法论如何建构？这些都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三，在知识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学人类学如何与国际对话，仍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乐黛云教授至今都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发轫之初在国际上引起的轰动记忆犹新：“1987年随杨周翰、王佐良教授赴美参加第二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萧兵教授的一篇《在世界神话语境中探讨中国太阳神》的报告，在普林斯顿、印第安那、洛杉矶各大学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当时即感到这就是中国文学研究面向世界的重要前景。”^[20]从永川会议来看，中国文学人类学有两方面的研究都需要大力拓展：一是真正了解国际上文学与人类学相关的知识谱系，更全面、更及时地引进理论资源；二是让中国学问进入国际学术视野，“在世界上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打开一条新路”。^[21]

【注释】

[1]“文学人类学”一词在中国的首次出现，见于叶舒宪的《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上），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文中提到弗莱研究的“文学人类学”。其后，方克强于《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3期发表《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兴起及原则》。

[2]1987年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中译本问世，同年，介绍弗莱的文学人类学观点的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出版。

[3]参看彭兆荣：《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综述》，《文艺研究》1998年第2期。

[4]彭兆荣：《文学人类学从“破”到“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6号（第182期）。

[5]叶舒宪：《文学人类学：从跨学科研究到新兴交叉学科》，永川会议讲话稿（未刊）。

[6]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7]叶舒宪：《文学人类学：从跨学科研究到新兴交叉学科》，永川会议讲话稿（未刊）。

[8]彭兆荣：《文学人类学的再文学化与文学在场》，永川会议讲话稿（未刊）。

[9]参看乐黛云：《文学人类学教程》序，载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0]祖晓伟：《文学人类学：探索跨学科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4号（第166期）。

[11]杨骊：《表述“中国文化”：多元族群与多重视角—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侧记》，《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12]王先胜：《中国古代纹饰解读的一种方法》，永川会议论文稿（未刊）。

[13]梁昭：《虚构印第安人—论罗伯特·路威的民族志小说》，永川会议论文稿（未刊）。

[14]张馨凌：《移动与固定：鼓浪屿家庭旅馆景观文本的人类学阐释》，永川会议论文稿（未刊）。

[15]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人类学写作”的多重含义：三种“转向”与四个议题》，《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6]彭兆荣教授在永川会议主题演讲中提出“文学人类学的再文学化”。

[17]彭兆荣：《文学人类学的再文学化与文学在场》，2011年永川会议讲话稿（未刊）。

[18]参看［美］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载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9]徐新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未来发展与国际对话》，2011年永川会议讲话稿（未刊）。

[20]乐黛云：《文学人类学建构新的文学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6日（第182期）。

[21]《“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开题论证会实录》，《百色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