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的问题与方法”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徐新建教授曾在第五届文学人类学年会总结中把文学人类学研究高度概括为“两个领域四个问题”，即：文学领域和人类学领域；文学问题、人类学问题、文学与人类学问题以及文学人类学问题。^[11]

永川会议的一个创新举措，便是召开了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以下简称青年论坛）。为了鼓励青年学者参与学科的前沿讨论，增进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探索性和创造性，首届青年论坛的设计改变了历届学术会议仅仅把青年论坛作为附属设置的惯例，以“探求文学与人类学的新发展”为主题，给青年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对话的核心场域。青年论坛采用专题报告、专题评议与圆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与会的主持人、主讲人、评议人来自北京、上海、厦门、成都、重庆、云南、贵州等地高校，他们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路径，呈现了当前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科在院校、地域和研究领域方面的多元分布局面。

以本届论坛提交的论文来看，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问题到方法都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以研究问题而言，有研究民族志小说的，如梁昭的《虚构印第安人—论罗伯特·路威的民族志小说》；有进行原型研究的，如刘曼的《诗学与人类学：“替罪羊”研究的不同方式—以〈俄狄浦斯王〉为例》；有研究表述问题的，如龙仙艳的《三重遮蔽下的汉语世界表述传统—以〈史记·黄帝本纪〉的解读为例》、王璐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表述》等；有关注景观文本、图像文本的，如张馨凌的《移动与固定：鼓浪屿家庭旅馆景观文本的人类学阐释》、张颖的《人是什么？“六道轮回”的图示阐释》；有研究物质文化、物的叙事的，如唐启翠的《物的叙事与身份象征：出土冠饰释读》；还有研讨方法论及学术史的，如王先胜的《中国古代纹饰释读的一种方法》、杨骊的《考古学方法论的启示》等。在研究方法上，则涉及民族志、表述问题、田野调查、原型批评、多重证据法、跨文化阐释、新历史批评、物质文化研究、考古学方法、符号阐释学等多种方法。在此，笔者就以青年论坛的四个专题报告为例，通过青年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来透视文学人类学在问题与方法方面的探索路向。

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王先胜老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古代纹饰解读的一种方法》。^[12]该报告指出了考古学在解读古代纹饰方面的局限性，进而提出从中国传统的象意和数理方法出发，以象、数、理三者结合进行纹饰解读的方法。报告以对湖北荆州高台秦汉墓漆盘的解读为案例。从哈佛大学访学归来的梁昭博士将其研究聚焦于美国人类学著名的“博厄斯学派”重要成员罗伯特·路威的民族志小说。她的专题报告通过将路威的民族志小说与其民族志著作对读，试图揭示民族志小说的特点。^[13]厦门大学的张馨凌博士以《移动与固定：鼓浪屿家庭旅馆景观文本的人类学阐释》为题。^[14]她在报告中认为，厦门鼓浪屿家庭旅馆景观是具有特殊内涵的文本，呈现出 “移动”与“固定”的张力关系和悖论，其更深层次所涉及的是族群互动与文化对话的核心问题。四川大学博士杨骊的专题报告以《考古学方法的启示》为题，以个人的考古学田野考察实践为素材，通过糟坊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个案管窥考古学的方法论。在考古学与人类学方法的比照中，讨论人类学方法与考古学方法在立体释古中的互动，并进一步指出多重证据法的运用有助于打破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学科壁垒。

以上四个专题报告，分别展示出目前文学人类学界不同的研究进路：梁昭的报告研究的是民族志小说，是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偏向文学批评的一极；张馨凌的报告通过景观文本研究族群互动与文化认同，研究路数偏重于人类学；王先胜和杨骊的报告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实则倾向于跨学科研究。

关于梁昭对比研究的人类学家的两种写作，彭兆荣教授在总结中指出，这就如同马林诺夫斯基的私人日记和民族志两种文本，是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其中涉及“写文化”、实验民族志、“taste fieldwork”等最新的问题领域。对于有人质疑张馨凌所关注的景观文本是否属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彭兆荣教授认为，今天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可以扩大到什么边界，如果建立在文学人类学的反思性上，它在学理上可能拥有更大的伸展空间。笔者回顾了第四届文学人类学年会议题中对“文本”概念的重新讨论，从解读文学文本的新批评派代表肯尼斯·博克，到解读文化文本的阐释人类学代表格尔兹，“文本”的概念经历了从文学批评到人类学诠释的三级跳过程：文学作品（专指书面作品）—文学文本（包括口传的）—文化文本（包括文字的和文字以外的，如“图像叙事”“博物馆象征”和“仪式展演”）等。以解读文化文本为特色的阐释人类学派迅速崛起，反过来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旧范式提出挑战。^[15]由此不难发现，在“景观文本”是否是文学人类学问题讨论的背后，其实质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再文学化问题，^[16]即重新检讨西学东渐以来的现代性文学观，在人类学的语境中重新还原文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正如彭兆荣教授所呼吁的：“文学人类学在学理上需要再文学化。现在科班的文学事实上是被殖民化的东西，如何使它还其本位？不要让书写成为唯一权力的表达！让口述的、巫术的、行为的、民间的、视觉的、绘画的等等回其本位，使那些传统中被窄化的、他者化的、被权力化的、科班性的文学，回归到更落实、更民间、更乡土的本位。”^[17]

本届论坛比较突出的研究路向，就是王先胜和杨骊都在报告中关注考古学方法。在西方人类学界，除了民族学田野方法，考古学方法以其严谨实证的科学范式成为人类学田野方法的另一支柱。实质上，考古学方法和民族学方法是分别从“时间的他者”与“空间的他者”两条路径走向对文化他者的观照。张光直的导师，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出身的李济就是以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而闻名世界的“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18]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由于人类学偏向民族学的历史沿革以及现行学科之间的区隔，使考古学与人类学形同陌路。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引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既反映出新兴交叉学科强大的整合力，也是文学人类学研究面向人类学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学人类学派试图从方法论上融汇中西，同时促进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效沟通，沿着王国维、杨向奎、张光直等人的道路往前推进，建构中国文学人类学自己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