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寻根热和文学人类学批评^[1]的兴起以及对西方文学人类学著作译介^[2]为起点，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还不到三十年。那么，文学人类学何以在中国成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呢？笔者梳理了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科建设问题的相关讨论，发现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谨慎开放到逐步明晰落实的过程。

在1997年举行的文学人类学第一届年会上，关于“文学人类学的定位”问题引起了乐黛云、李亦园、杨儒宾等人的热烈讨论。乐黛云教授指出，文学人类学是对“人类”普遍关怀的学理下的学术结合。李亦园教授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可以获得学理上的共同前提。杨儒宾教授建议，文学人类学本身就是一个科际整合的范例，重要的是要从体制上进行设计。^[3]

随着文学人类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深入：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召开了多次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创办了文学人类学刊物；出版了一系列文学人类学探索丛书；建立了文学人类学学科点；一批文学人类学青年学者正崭露头角……2010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获得批准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标志着文学人类学学科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从过去边缘的“破”学科研究阶段，发展到“立”学科研究阶段。^[4]2011年永川会议与往届文学人类学会议不同的是，文学人类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首次被旗帜鲜明地强调。如果对永川会议的三个主题演讲进行归纳，可以看出以下三方面主要原因促成了文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从“破”到“立”。

第一，对中国现行大学学科体制的反思与批判。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大学教育体制被全盘照搬到中国，中国大学学科教育的体制和学术话语都是从西方空降的。具体到中国文学这个学科，研究内容是中国的，研究范式却是西来的，其最大的问题是脱离了本土的文化土壤，^[5]造成中国现行大学学科体制积弊渐深的局面。可以说，“当下社会科学界存在着的‘西方化’倾向和‘唯学科化倾向’是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两大瓶颈”。^[6]

第二，本土的文化自觉与学术担当。在当今文学界，西方现代性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式占据支配地位，而本土的文学传统则被挤压到“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弱势地位。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学者主动借鉴后现代知识观与全球文化寻根运动的思想资源，大力倡导人类学“地方性知识”的新视角，启发研究者对本土文化的自觉和尊重。“用西方的四分法来讲中国文学，加上学界的三大流弊：大汉族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文本中心主义，这样就把中国本土大部分的东西都讲没了。在今天这个后殖民时代，人类学转向掀起了学科革命，人类学和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门类都发生了交叉与结合。现在以文学人类学学科建制出现的，仅中国而已，世界其他地方只是开过一些跨学科的研讨会。”^[7]由此看来，在中国首倡文学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建设，这一突破性举措使中国学问有可能在知识全球化的语境中改变追随西方的被动局面，进而取得独立和领先的学术地位。

第三，国家政策对跨学科研究和新兴交叉学科的扶持。目前国家有两大学科发展目标：交叉学科和应用型学科。“985”人类学就是交叉的、应用的学科。^[8]文学人类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得到国家的扶持，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201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重点教材《文学人类学教程》的出版；^[9]二是2010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获得批准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2011年2月，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组开题论证会上，与会专家认为，要以此次重大招标立项为契机，开展新兴交叉学科建设，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文学术跨学科研究范式。^[10]

作为文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又一务实举措，2011年永川会议举行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重庆研究中心挂牌仪式，该研究中心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在国内设立的第一个实体性研究机构。在堪称世界人类学资源宝库的我国西南地区设立研究中心，对于该区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