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法之技：从国学考据到四重证据

文学人类学在方法上具有鲜明的特点，即超越了传统文学文字和文本（literary text）的一体“身段”，即不局限于单一性的材料证据—这种自古而然的文人—文献互疏互注模式，包括“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方法，在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手段中早已被突破和打破。不仅包括口述的、对话的、交流的、互动的，而且也包括经常是在现场的材料和证据，它们都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有机部分。然而，在传统学问的问学中，纵然是“论语式”的正统方法也未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扬。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些不同的取证方法和由此获得的材料，除了作为学术研究的“佐证”之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展示。比如，汉字的表述历史与汉字的材料史（陶泥、山崖、木材、动物皮、石料、龟骨、牛骨、青铜、帛锦、竹片、纸等）具有同构性。

人类学这一特殊的学科，依据其对“异文化”研究的初衷和原旨，必然且自然地超越了单一的考据方式（文字），而从至少二重以上的考据以“求证”之；因为那些“原始民族”多数没有文字，即使有之，亦非“本位”出发，至多是“客位”描述。在欧洲史上，那些传教士、殖民者、冒险家和旅行者，都可能成为“口述者”，而这些无法取信的材料必须与文献相互佐证，以配合对特定对象的研究。西方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常使用这种方法。代表人物弗雷泽即采用口述与文献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他听取传教士和旅行者的口述故事，并将其与文献同置，代表作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金枝》。另一位具有相同学术理想的人类学家简·艾伦·哈里森则在方法论上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用考古及文物材料，配合古典文献对古希腊宗教、神话，特别是仪式进行阐释。^[33]

众所周知，我国学术史进入20世纪以后，考古发现对传统经学形成了一种冲击。这种冲击包括自考古学这一外来学科在近代以降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借由日本转道进入中国以来，对我国“地下”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挖掘，同时各种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我国旧有的、相对狭窄的金石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巨大的启示，刺激其在方法上的革新。更为重要的冲击是，考古挖掘所获得的大量 “地下的材料”应用于传统学问的研究之中。张光直先生将考古学概括为：“现代考古学基本上是实地研究和实地挖掘地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的学科。这门学科一方面是发掘新材料，一方面又是研究新、旧材料的。”^[34]这一在我国传统学问和学术史上，特别是材料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物资料，它们如何与“文献注疏”的传统形成配合等问题，迅速成为近代中国学者所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一些学者也开始了他们在研究上的尝试。“二重考据法”说由此问世。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古史新证”时曾这样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35]

对此，不少学者不仅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加入讨论和研究之中，但多数未能超出王氏的框架。到了郭沫若那里，算是有了重要的进展，他在在继承王氏“二重”之上注入了外国的内容，特别是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用于研究中国古史。其他学者，包括闻一多、鲁迅、朱光潜、朱自清、郑振铎、凌纯声、钟敬文等人也都纷纷从各自从事的学科范畴、范围、角度进行讨论和实践。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讨论已然相当集中和深入。叶舒宪教授在早期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代表作《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中国神话哲学》《文学人类学探索》）中曾讨论并使用这些方法，并且在近些年提出了“四重证据”说。在《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一书中，他对四重考据作了图像实例考述。^[36]所谓“四重证据”，包括传统的文字训诂、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多民族民俗资料以及古代的实物与图像。^[37]文学人类学研究者近期强调的“实物与图像”是根据国际学术界对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al studies）以及人类学“物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object）研究范式所进行的整合性使用。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大传统/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38]“大传统”指城市和复杂的生活方式，并带有强烈的、正式的历史意识；“小传统”则指相对简单的乡村农民生活以及所伴随的地方知识。^[39]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这一对概念改造为：“大传统指汉字产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的文化传统，小传统指汉字书写记录以来的文明传统。”^[40]

这使得文学人类学在方法论上有了突破，特别在“考据”上出现了新的划分。文学人类学大量采借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代学科所使用的所有学科性和取证方式都可能使用，所取得的材料都可能、可以被利用。包括人类的身体方面的测量数据，DNA样本，自然环境中的相关资料，仪式现场的各种信息，诸如方向、器物、口述、音声、形体动作、服装等。文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的交汇，必然会产生方法论连带方法上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学术反思。今日之学术，反思不仅作为特定语境下的背景，更是一种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既往的所谓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所得到的结果都可能受到挑战，诸如“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象学”等都包含着对既定知识的反思、反省和反叛。而反思的成果必然包括方法论，甚至是方法的变革。

二是学科整合。当今的学术研究界，新学科范畴、领域、分支等如雨后春笋，迅速占领许多学术高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在不同的学科交叉地带又生发出形形色色的“新学科”。这些新兴学科也必然会带动对传统研究方法的革新。人类学所惯常使用的“整合”（holistic)特色和优势因而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三是方法变革。当今的学术界，随着对“书写文化”的反思性批判，也突破了其在方法上的局限。具体而言，将原来不为“严肃学术”所认可的那些文字以外的方法，诸如歌唱、表演、口述、民俗生活、巫术巫技、符号、自然“异象”等都从“失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些不同的表述和表达得到印证，同构成一个较之传统以“权威性”—包括官方文书、御用典材、文人笔墨，以及正统分类，如经、史、子、集等—更为广泛而多样的材料证据链。

在反思性方法论的主导下，各类、各重“证据”都可以、可能出现在文学人类学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人类学亦是反思原则下的尝试和实践。

文学人类学或许只是文学的一种另类研究，或许只是人类学对“有文字民族”一种新的对待，因为应用人类学早已跨越了旧式人类学所谓“异文化”的畛域。当然，文学人类学也可以是两个学科的智慧相携，优势互补。在我国，文学人类学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这就是通过全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限制和瓶颈，使国学发出新的学术光芒。

【注释】

[1]转自［美］伊万·布莱迪：《人类学诗学》，徐鲁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2]“不浪费的人类学”为我国学者庄孔韶教授所提出。

[3]参看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

[4]［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1页。

[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2页。

[6]［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7]参看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0—51页。

[8]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9]彭兆荣：《原生态的原始形貌》，《读书》2010年第2期。

[10]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11]彭兆荣：《体性民族志：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语法的探索》，《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12]参看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9—82页。

[13]同上书，第501页。

[14]〔汉〕 许慎撰，〔宋〕 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3年，第148页。

[15]“互渗”（participation）是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的核心概念，强调原始思维中主客相互渗透的关系。

[16]参看叶舒宪：《跨文化阐释的有效性》，载《原型与跨文化阐释》，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17]“原型”这个词来自西方哲学的鼻祖柏拉图，指人们可经验的现实世界背后，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理念世界。参看叶舒宪：《熊图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96页。

[18]参看［加拿大］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第一篇“历史的批评：模式理论”），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19]刘康：《普遍主义、美学、乌托邦—弗莱“文学原型说”散论》，载《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6页。

[20]［加拿大］诺思洛普·弗莱：《批评之路》，王逢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21]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22]参看杜尔凯姆（又译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载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61页。

[23]Mircea Eliade,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New York: Harper & Row,1959,p.9.

[24]［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99页。

[25]〔清〕 邵晋涵：《尔雅正义》（卷七），清乾隆五十三年面水层轩刻本。载《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总第1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26]王云五主编：《尔雅义疏》（卷三），（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6页。

[27]见杨伯俊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861页。

[28]〔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243页。

[29]参看叶舒宪：《原型与汉字》，载《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1—211页。

[30]参看叶舒宪：《阉割与狂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0—235页。

[31]参看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2]参看叶舒宪：《熊图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33]参看［英］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刘宗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页。

[34]［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4页。

[35]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36]叶舒宪：《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

[37]参看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第九章：“文学人类学与国学方法更新—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43—379页。

[38]Robert Redfield,The Little Community,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39]Thomas Barfield,ed.,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7,p.470.

[40]叶舒宪：《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