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是文学与人类学通缀的重要结合点， “原型作为跨文化解释的有效性”，确实成为人类学解释文化的一种有效的范式。^[16]众所周知，将原型成功植入文学人类学的学者是加拿大学者弗莱，^[17]在《批评的剖析》中，“模型”成为基本的范式入径。^[18]因为原型具有对特定文化表述的模型性归纳功能，包含着人们熟悉的结构等，故有学者将其归为“结构主义”之一种。^[19]而弗莱自己说：“文学中的常规、文类和原型不会简单地出现：它们一定经过从不同源头，或者也许从同一源头的历史性的演化。”^[20]于是，在追溯历史和知识谱系的“源头”时需要给予神话特别的关怀和关照。就西方而论，“两希”神话也因此成为原型的肇端。

中国的神话原型亦可训，有其自己的表述。比如中国的时序神话，遵循着一个特定的模式：从这个规定的时空秩序的神话中，我们看到了四组等值的象征。它们可以确证对四首仪式歌的多重语义分析，使我们有把握初步确定中国神话宇宙的原型模式的时空坐标。

1.东方模式：日出处，春，青色，晨，旸（汤）谷。

2.南方模式：日中处，夏，朱色，午，昆吾。

3.西方模式：日落处，秋，白色，昏，昧谷。

4.北方模式：日隐处，冬，黑色，夜，幽都。^[21]

其实，重要的仪式化主题—无论是语言性和还是行为性的，都可以理解为类型神话的行为化。通常人们是通过礼的经典化、伦理化来接受它，殊不知，礼更是一种“仪”，其原生形态是仪式行为，属于人依据认同的文化模式的一种践行行为。人类学所熟知的“神圣—世俗”也都具有模式化、类型化的意思，并通过仪式加以凝固。^[22]艾里亚特（Eliade）在分析萨满仪式时，就在日常和现实的社会里，清晰地区隔出它与“神圣”世界的关系，以建构所谓的“整体性他者”（wholly other）。^[23]在这里，“他者”并不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所使用的“我者/他者”的关系，而是通过仪式和仪式的程序、巫术等以建立一个超常规的秩序—一个整体的“非常”性的格局和结构。在那里，“常”与“非常”都坚守着各自文化的类型底线。

物之于礼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具有类型性的母题（motif），比如中国的礼器大都围绕着与神、祖先的享用和交流。张光直认为，神属于天，民属于地，二者之间的交通要靠巫觋的祭祀。而在祭祀上的“物”与“器”都是重要的工具；“民以物享”，于是“神降之嘉生”。^[24]中国的神话礼仪通过器物的使用，建立起一种非常特殊的原型关系。这样，对历史的解释，物也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实物的遗存，同时也是对这种历史负载的认知和评判。我国古代有“礼藏于器”之说。比如“鼎”等礼器就成了国家和帝王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中的权力象征。中国迄今为止在考古发现中最大的礼器鼎叫“司母戊鼎”。《尔雅正义》引《毛传》云：“大鼎谓之鼐，是绝大之鼎，特王有之也。”^[25]所谓“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都与物的祭祀有关。^[26]《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7]郑玄注《礼记·礼器》：“大事，祭祀也。”^[28]因此“鼎”具有母题性、原型性。

如果说，“礼器”的礼仪化多属于展演性表述的话，那么，汉字的原型与“象”的关系，则属于形意性表述。古代中国人根据不同的现象而带动认知、积累经验和知识表述，这些与人们所说的“思维”相符合；同时，也由此形成了使用方法上的特点。比如《周易》所言“观物取象”和“因象见意”，儒家诗教所倡导的“引譬连类”等，都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发生关系，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29]汉语的语汇用法也彰显了语用与类型的关照。比如“狂狷”一词，虽在世界文化表述中有其原型意义，但汉语文化中却包含着特别指喻。汉语中的“狂”与古时候人们对“狂犬”的认知有关。有意思的是，孔子将狂与狷归入“可交的小人”之列。《论语·子路》有：“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只是这两类人都不“中行”（“中庸之道”）。^[30]

相对而言，西方对疯狂母题的表述和演绎，与我国的情形迥异。“疯狂”在西方知识谱系上是一个类型化的表述。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有这样的讨论：

苏格拉底：说到疯狂，有两类：一类产生于人的弱薄，另一类神圣地揭示了逃离世俗束缚的灵魂。

斐多：这是真的。

苏格拉底：神圣的疯症又可分为四种：预言式的、发端式的、诗风格的、性爱的，由四位天神分别掌管着。

其实，疯狂是动物性的一种超常的表达，具有非常鲜明的原型性依据，比如“酒神”的文化特性正是疯狂，是人类在正常的生命中的“异常性”表达，也是所谓太阳神式理性的对立面，因此往往具有“革命性”的意味。当然，它也因此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原型。^[31]

至于人类学的主要话题，如图腾等，其实也都在泛义上具有原型之意。“图腾”一词虽然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Ojibwa）语言中的ototeman，即今天totem的本源，意为“他的亲族”（以亲属制度的“拟亲”方式解释某些与特定族群有着特殊关系的动物、植物等现象）。英国人类学家亚当斯·库柏在《发明原始社会》一书中从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图腾说是西方白人学者为描述文化他者的“原始性”而建构出来的，而弗雷泽、弗洛伊德等都在重蹈覆辙，因此图腾说已不合时宜。^[32]然而，当一个概念经历了历史社会化之后，其语义也已经在不断的“建构”“发明”和“误读”中产生新的语义。重要的是，图腾作为一种特定族群的特殊文化类型，在集体认同的基础上，已然经过了长时间的传承，成为特定文化的实际构成和构造。所以，今日之“图腾”其实仅仅是借用，这一语辞背后语境性的政治话语部分早已淡化，剩下只是对这一概念采借的逻辑性依据和知识性认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