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王母“故事”的人类学性

在讨论人类学视野中“大文学”的价值之后，我们发现，人类学研究者不仅从文学中汲取灵感，寻找证据，同时，他们也乐于向文学靠拢，以文学的形式推广人类学的社会价值。

在新史学研究的大版块下，社会史、文化史的成果日渐丰富，成为独树一帜的新势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其解决了人们对正史之外的好奇心。笔者出于研究的需要，阅读了大量医疗史著作，发现许多医疗史作者虽然以文献为主要依据，但他们在采用文献时，已经将眼光开拓到正统之外的各类记录形式上，如报章、碑文、医案、葬仪、图像、符咒等，以及档案之外的民间仪式、歌谣、采访等。他们采用的正是人类学的调研方法，从而得以使文化史跳出传统治史的局限，力求从尽可能多元的立场得以呈现。

还是以中国医学发展为例。事实上，至今也无人能断言中国医学的起源，因为正史没有记录，医学传承本身也没有记录。但上古流传至今有许多故事，有些是神话，有些是民间传说，还有一些是介于医案与传说之间的治疗神迹，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故事的“形式”，充当似乎并不可靠的记录者。

例如神农尝百草，大家都认为这是神话，并且是有关中国医学最有影响力的神话。一定要对这个神话作出解释的话，大多都评价者认为神农是新石器时代先民部落的领袖，尝百草是先民对其在劳动中实践的写照。

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15]

伏义（羲）氏……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极夭枉焉。

（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帝王世纪》）^[16]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搜神记》卷一）^[17]

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补史记·三皇本纪》）^[18]

神农始究息脉，辨药性，制针灸，作医方。（《广博物志》卷二十二《物原》）^[19]

成阳山中神农氏鞭草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

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述异记》）^[20]

磨蜃鞭茇，察色嗅，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路史》卷十二《炎帝》）^[21]

此外，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的神话也与治疗有着密切关系。今人在面对这些远不可考的上古神话时，必须要结合民间习俗以及考古发现。但因记录寥寥，传说异变又大，在丰富的科学考古成果面前，这些简单的文学性说明价值并不被特别重视。

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故事，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治疗文化案例，如果文学和人类学各行其道，这个故事的文化意义就无法被揭示出来。我们试作一剖析尝试。

自古以来，从君王到修行者，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从神话中后羿获不死药又被嫦娥窃去，周穆王西去与西王母和歌作谣，汉武帝获得西王母“三千年一着子”的仙桃；到似乎留有一些历史证据的秦始皇遣徐福率童男童女海外求药，唐太宗服天竺方士所炼延年丹药；再到时下最热门的基因预测和排序技术以彻底消灭疾病，对不死的追求不仅成就了宗教信仰的发展，在许多时候也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经济举措的根源性动力。

比起由东母演变成生育女神的女娲，西王母—这位掌管生死吉凶转换的医药女神，揭示了华夏玉文化信仰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直接孕育了持续至今的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在被认为最早提到西王母的书面材料《山海经》中，半人半兽的西王母在《大荒西经》和《西山经》中分别被描述如下：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山海经·大荒西经》）^[22]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录，见则其国大水。（《山海经·西山经》）^[23]

根据这般描述，西王母形象可怖，所在地处遥远，见者不祥，那么这就引出两个问题：第一，周穆王为何要千里迢迢去拜见一位如此可怕的凶神，且又引出了后续的美丽传说？第二，西王母又是如何变成中国老百姓心目中高贵的王母娘娘的呢？

关于西王母的凶恶形象，陈连山在对《山海经》西王母的吉神属性的考论中提到，应参考西王母在神国的地位来理解，“豹尾”“虎齿”代表的是威严，而非吃人。^[24]事实上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西王母可能是地处西部的部落，动物文身在上古部落中十分常见，或许就是羌戎部落所奉图腾，这既有可能是对当地民俗的一种描述，也有可能是中原书写者对遥远西部的想象。西王母作为一个神话母题，在不同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都结合了当地信仰体系，经过涵化形成各种各样的神话子题。

关于“豹尾”的另一个说法是“尾”暗喻着生殖器，非但不是指凶残，反而是赐予人类生命的神性标志。^[25]“豹尾”在《山海经》佚文中又变成“狗尾”。神话在流传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误解和误读，但尾巴和生殖的关系在民间还能找到依据，所谓“交尾”这样的说法就是明证。

争议较大的是西王母所职掌的“司天之厉及五残”，对《山海经》进行校注的历代学者表达了不同见解。郭璞注：“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26]陈连山认为把“五残”解释为“五刑残杀”有误，疑是郭璞把“五行观念”中西方的“刑杀之气”特征嫁接过来，然而郭璞没有注意到《山海经》中尚未有完整的五行观念。其后的郝懿行指出“厉”为星宿名，持这个看法的学者不少，而陈连山在对“厉”的解释上则认同郭璞的灾厉说，可以理解为厉鬼。^[27]这些灾厉、厉鬼是在西王母的掌管控制之下的，西王母本身并非灾厉，同理可鉴的是佛教有六道轮回说，职掌地狱道的阎王是六道中的一位职掌者，并非死神本身。因此，西王母是一位掌握着生死秘密的女神，其地处遥远—昆仑乃古人心目中天人所处之地，从“黄河之水天上来”便可见西高东低的中国地形特征—导致了中原之人对西部世界的想象。考虑到《山海经》成书的年代—东周至战国，最晚不出汉代，其中描写西王母居于“玉山”，“蓬发戴胜”，能身处神圣美玉之地的神绝对不可能是凶神恶煞，因为中国的“玉教”崇拜大传统在《山海经》成书时早已经完成。

这就不奇怪西王母是如何与“不死药”联系起来了。《汉书》记载了在哀帝年间发生的一件崇拜西王母的群众运动：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槁或掫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者，视门枢下，当有白发。”^[28]

西王母题材也是汉画像中十分常见的，陕北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62幅是西王母题材，四川彭县、河南密县、山东嘉祥县宋山和山东滕县西户口都出土了西王母画像，西王母总是端坐于昆仑山顶的龙虎座上，身边有各种仙禽神兽，捣药的兔子、成仙的蟾蜍和九尾狐都是民间故事中的素材，此外还有手持“稿”或“棷”的人。^[29]在孔望山摩崖石刻上也出现了这个题材，这种长长的禾梗状物被解释为“灵芝草”“三株树”或“不死药”，它们都是神药的象征，是人们祈求获得疗救的信物。

孔望山摩崖石刻地处江苏连云港，此地毗邻东海，与西王母所在的昆仑相距甚远。昆仑具体所在位置，在《山海经·海内东经》中记载为：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30]

林梅村教授据此认为先秦时代的“昆山”或“昆仑山”在今天新疆哈密北部天山，同时也是汉代所说的“祁连山”。在孔望山摩崖石刻中出现西王母题材，一来说明了东汉末期西王母崇拜已经传播至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国家范围内的信仰；二来说明西王母已经成为一个求仙母题，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两大系统已经渐渐融合，^[31]进入同一个华夏文明的视野中。汉武帝更是因为到东海寻仙失败转而西去。至宋金时期，西王母和瑶池会搬上天庭，两大神话系统可算是正式融为一体。^[32]

《山海经》对昆仑的描述，说明了昆仑山就是西王母所在的玉山。一个职掌人间生死秘密的女神，居于通天之玉山，这俨然就是对瑶池仙境的最好注解。古时文人墨客即使已经知道西王母只是不可得、不可遇的神仙，却依然相信得昆仑玉即可得长生。例如，屈原吟诵道：“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33]道士医生葛洪说：“玉亦仙药，但难得耳……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阗玉尤善。”^[34]于阗玉就是昆仑玉，也即和田玉，其在玉石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至今无可动摇。

玉石之长生不死的象征与道教的炼丹术、养生术以及大乘佛教由西东进的传播都有莫大的关系，但玉的阴性气质恐怕和西王母的女性特征也有关联。在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一幅“和田女采玉图”，画面上的场景正如宋应星所记：“其地有名望野者，河水多聚玉，其俗以女人赤身没水而取者，云阴气相召，则玉留不逝，易于捞取。”^[35]在采玉人的心目中，玉绝不是美丽的石头，而是“映月精光而生”的有灵性的宝物，宋应星将此视为“此或夷人之愚也”，其理由是：“夷中不贵此物，更流数百里，途远莫货，则弃而不用。”^[36]遗憾的是，我国古代的科学巨匠宋应星并没有解读出玉石神话背后的含义。

玉石信仰始自神话，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观。儒家比德于玉，玉之美象征着身体与灵魂的最佳状态，如果说掌管瑶池的西王母拥有长生不老药被蒙上了浓重的神话迷雾，那么着金缕玉衣下葬的帝王则是追求灵肉不朽的最直接证据。在儒家的信仰中，作为圣山神食的玉，奉享神灵先祖可获万寿无疆，肉体凡胎可食之不死，服之可抵御不祥，用之可获肉体超越。^[37]玉石成为治疗传统中最神圣的物质载体。有趣的是，和田美玉的神圣特征是被华夏玉文化传统所赋予的，考古工作至今尚未发现和田地区有唐代之前的玉制器物出土，有学者认为和田当地本来没有玉崇拜传统，也不制造玉雕产品，因此才有了穆天子以玉赏赐西域之民的记载发生。^[38]从这个角度看，西王母及其背后的玉石神话是诞生于华夏先民的头脑想象中的，而和田地区的采玉盛况亦是在华夏文明的刺激下被驱动的。

西王母神格众多，除了职掌生死，也被认为是山神、月神、玉神、秋神、纺织神等，几乎具有全能的性质。国际的比较神话学研究表明，女神的史前原型是生育母神。母神除了主管生育还兼管死亡，尤其是从死亡到再生的转换，因此从原型意义上可以区分出母神的两种面孔：可爱的母亲和可怕的母亲。^[39]接下来单从治疗意义考察，看西王母如何具备了生死转化的能力。

女娲原型为东母，西王母原型为西母，日月落下之地的西母，象征着“吐纳”和孕育，这与商人诞生神话简狄吞卵生商是一致的。日月被西母吞下的意象象征着死亡，而经过一轮轮转之后又从东方的地母口中生出，东西两位地母交替完成了生与死的转换，在西方地母的腹中，被吞下的生命则进行新一轮的孕育。地母之腹是万物生命本源的归宿，这个观念渐渐成为人类制造出的大地子宫—坟墓。为了在大地之母的腹中被重新孕育，便出现了“屈肢葬”这种模仿胎儿状态的丧葬仪式。^[40]由于西王母的神格也是职掌生死，西母与西王母是同一个神的观点基本得到认可。

西王母神话中有几个关于治疗的配角：嫦娥、蟾蜍、玉兔、桂树。它们虽然较之西王母晚出，却延续了西王母治疗功能的神格，其象征的蕴意一般都指向永生不死。除了从现实的蟾蜍中可以提取的蟾酥有药物治疗成分外，其他的成分皆以神话想象为主。

《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中转引张衡《灵宪》的说法：“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41]这是张衡沿用了古本《淮南子·览冥训》中的说法，这里虽然描述了蟾蜍是嫦娥变化的，然后蟾蜍成了月精，但基于神话的传播，事实上很难排列出绝对的先后顺序。目前能够确认的是玉兔出现得比蟾蜍晚，因为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帛画并没有玉兔形象。蟾蜍的繁殖功能早已被先民所认识到，从出土的八千年前内蒙古兴隆洼石蛙的形象，即可看出蟾蜍已作为生殖崇拜的对象。红山文化出土的五千年前的牛梁河女神同样代表着生殖崇拜，她的双目用玉球制成，炯炯有神。通过女神和石蛙的结合似乎可以看到西王母与蟾蜍联系在一起的依据。

古人对生命延续的关注通常局限于对生育现象的观测，蟾蜍以及后来的玉兔都与月亮盈亏拥有同样的生殖周期，民间因而有“兔子望月而孕”的说法。经过凡俗之间的比较，人们继而也相信月亮是主导着人间生育的阴性神，月亮皎洁、白润的外表看起来只有人间的白玉方能比拟，“玉盘”是人世间的月亮，白玉、月亮、玉兔、蟾蜍……它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孕育。既然人们也相信大地之母可以让死去的生命得以再生，生生不死也就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不死之药当然只能掌握在能够完成这番象征的蟾蜍、玉兔的主人手中，职掌这些的必然是西方孕育女神，即高坐瑶池的西王母。

西王母、嫦娥与蟾蜍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段难以了断的公案，中国医学史家马伯英认为蟾蜍本身就是一味不死药，也是羿从西王母那儿请来的药，这可能是最早的一次中外医药交流。^[42]在神话故事中，羿得不死药又复失，似乎也对应了羿失去不死药和妻子嫦娥这个“人财两空”的局面。

丝绸之路早已在张骞的官方凿空之旅前开启，穆天子所记载的是丝路东段的交流，从西王母所在地继续西去，延伸到古巴比伦文化所在地区。古巴比伦疫疾流行，泥板书记载了很多治疗方药，其中包括用绿蛙驱鬼。马伯英推测绿蛙或许流传入华，蜕变为蟾蜍，这可能是一则文化传通不断变形的例子。^[43]

总体来说，西王母操不死药是基于华夏文明对西域空间想象的神话，它的产生是由帝王追求长生不老、人们避疾畏灾的现实需求驱动的。其产生的土壤是人类将氏族繁衍作为第一要义的母神崇拜，包含着浓厚的巫术思维。它在文学上的塑造显示了华夏文明玉石信仰的生死观，并在其后两千年一直影响着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发展。西王母信仰对于医药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生命盈亏的宇宙观构成了中国传统医学最基本的纲领—阴阳互动原理，之后的医学观念发展一直都笼罩在这个文化范畴之内。

西王母治疗神话是一则典型的结合了人类学材料和文学想象的研究案例，《山海经》中的“故事”和《汉书》等经典中的“民族志”材料相辅相成，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出神话背后的文化观念。文化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是建立于观念史基础上的，在前科学时代，文学是知识建构体系的直接书写方式，如果我们以今天的学科分野去判断文学是文学、科学是科学，那就无法读懂古人在文学中蕴藏的科学、历史知识，或者天然地割裂了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原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令人称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