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从19世纪后期形成至今，基于不同的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了众多学派。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来看，这些学派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限于篇幅，本章仅选取其中影响较著的几种理论加以分析。

1.仪式理论

仪式行为是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实践之一，从遥远的史前时代直到今天，几乎所有文化中都不断传承并创造着某些仪式规范。正是由于仪式行为跨时空的普遍性，才使其成为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在当今学界，一提到“仪式”，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人类学。自新时期以来，我国翻译的研究仪式的西文著作大约有数十种。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彭兆荣教授撰写了多部介绍人类学仪式的理论著作，^[19]以及《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20]这样的专题著作。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21]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以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22]目前，中央民族大学林继富教授带领的团队正在展开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记忆研究项目，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前者主要包括西尔斯、格尔兹等学者，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后者主要有德斯皮斯、哈尔德及柯恩等学者，基本上将族群视为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和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及变迁。^[23]族群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2005年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二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主要议题之一便是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问题。从具体研究来看，许多学者借助文本细读，对作品中传达出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解析。在《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刘华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24]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25]由于中国台湾地区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中国台湾地区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26]叶舒宪与陈器文合编的《宝岛诸神—台湾神话历史的古层》一书，也对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的口传文学作出分族群的透视，如邹族和鲁凯族的口传史官制度问题，绍族口传的日月潭神话，排湾族、卑南族的乐园神话等。^[27]居住在中国台湾地区中央山脉日月潭畔的绍族，目前人口仅有数百人，属于世界上现存人口最稀少的族群之一。在开放旅游之前，大陆人很少知道绍族的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名称。如今在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绍族文学的面貌终于回归到中国文学的整体之中。

3.图腾理论^[28]

“图腾”现象最早发现于北美印第安人中间，后来在大洋洲、北非、太平洋岛屿的原住民中间也发现类似现象。由于英国人类学家麦克林南、弗雷泽等学者的研究，图腾成为人类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20世纪一些影响力很大的人类学者，如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涂尔干、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等都曾涉足这一领域。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29]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了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作过这种尝试。^[30]类似的研究还有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就连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的神猴形象孙悟空，原来也和中国西部氐羌族群的猴祖神话（今日的藏族和古代的党项人都崇拜神猴或猴祖）相关，而不只是印度史诗中神猴形象的直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