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15]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16]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学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17]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18]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知识取向。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潮流在当代中国呈现方兴未艾的状态，有许许多多没有打出“文学人类学”或“艺术人类学”旗号的研究，实际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启迪而发生研究范式的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