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71年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面世以来，“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早期学者受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试图将世界各个地方的文化按其“文明”程度的差异纳入同一个坐标，由此构筑起人类文化“单线进化”的宏大命题。后来的学者则深入异文化中的田野现场，亲自体验文化对人的种种形塑和规约，从而对人类文化有了更加务实的认识。尽管不同时代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存在差异，有关文化的定义也层出不穷，不过，对文化的这些理解中都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习得、共享的观念和行为。^[8]

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9]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从人类学自身来看，20世纪后期的学者对早期“文化”概念有所扬弃，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符号学。克利福德·格尔兹就曾说道：“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10]从童庆炳等学者对“文化”的理解中，显然可以看到人类学方面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