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文学人类学研究团队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相继推出了“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2009）、“文学人类学论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神话历史丛书”（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2016）等系列著作，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文学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知识谱系来看，文学人类学新一代学人一方面继承了20世纪前半叶郑振铎、闻一多等学者开创的治学传统，利用西学中的新学科知识，如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知识，对国学的老对象，包括《诗经》《楚辞》《山海经》《老子》《论语》《墨子》《庄子》《春秋》《国语》《管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淮南子》《说文解字》《尔雅》等在内的中国古文学和文化典籍进行重新诠释；另一方面，又受80年代“理论热”的促动，将以加拿大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为代表的神话—原型批评引入国内，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人类学极富个性的批评理念和研究实践。

就具体学术范围而言，文学人类学涉及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比如文学理论方面的文学的发生、文学的功能、文学与仪式、文学的表述问题等。不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文学元典，尤其是上古经典的文化重释。从萧兵对“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书系所作的一段述评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旨趣的一些侧面：“这个系列的体例要求必须由严格而细琐的语言文字的训诂、解判入手，赓续乾嘉诸老无征不信的考据学传统，而又决心以较新的人类学理论、材料与方法对中国上古（主要是先秦，有时也顾及汉魏）素称神秘晦奥的典籍（或‘文化现象’）做现代性的阐释。”^[1]正是基于这种学术取向，萧兵将自己以《楚辞》为中心的一系列研究命名为“新考据学”，而叶舒宪则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之外，又先后提出“第三重证据”和“第四重证据”，体现出对文学人类学的独特方法论的自觉和不懈追求。

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有论者指出：“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2]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3]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人和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文学人类学研究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前无古人的新诠释；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的立体性知识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比如，《楚辞·天问》中“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针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远，这一神话的初始形态已不可详知，《天问》中的这段典故便成为千古之谜。自汉代以来，不断有学者试图对“顾菟”作出解释，但往往各执一词。到了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在《天问释天》中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训诂学证据，认为“顾菟”是“居诸”等词的音变，仅指蟾蜍而不兼指兔子。^[4]自此以后，学者多采用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却又提出“月兔”实为“月虎”之说。^[5]如此一来，对“顾菟”的解释便发展为三种。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为“顾菟”的训释之争带来了转机。根据这幅古画，一轮红日上有只乌鸦，一弯新月上有一只蟾蜍和玉兔。长沙本为楚国故地，帛画中神话题材年代也与《天问》写作时间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联系起来，对以往训释上的争议重新进行考察。帛画表明月兔与月蟾未必对立，二者可以并存。再参证跨文化的民族志资料，可以看到月兔与月蟾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美洲、非洲的许多原住民中间，都流传着类似的神话。另外，从美国考古学家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一书来看，早在欧洲史前时代，蟾和兔已经是死亡与再生女神的象征，这和“死则又育”的月亮神话显然是基于相同的神话思维。借助上述证据，可以认为“顾菟”即指月蟾和月兔两种神话动物。^[6]类似的研究还体现在萧兵对《诗经·大雅·生民》有关后稷出生时被“三弃三收”的解释，对“离骚”二字本义的解说；叶舒宪对上古时期“诗”“风”“雅”“颂”等关键概念的发生学解释，对《庄子》篇章结构中的神秘数字循环模式（如七、十九、七十二等）的分析，对《道德经》中的“道”“德”“返”“归”等主题词的文化分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