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发展前景看，文学人类学有两个学术生长点，即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在文学思想方面，要启发本土文化自觉，引导人们对中国文学的重新认识。受到20 世纪后期反思人类学派和后殖民批判的影响，研究者积极反思、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科范式，倡导本土文化自觉，并充分利用人类学的多元视野反观和重估本土经典文本与非物质遗产的文化资源价值，起到了学术先导作用。文学人类学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正在经历“东方转向”“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以法国学者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知识观，对应的则是全球文化寻根运动。在学院派中倡导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新视角，能够启发对本土文化的自觉和重新认知。在方法论方面，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注重将人类学方法与本土学术传统的考据法结合再造。三重证据法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史研究，也给其他学科带来启迪。如法学方面的证据学探讨。在21世纪初，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再度倡导四重证据法，吸取了人类学的“物质文化”概念，将出土或传世的古代文物及图像资料作为文献之外的第四重证据，探究失落的文化信息，以期重新进入中国的文明史和史前史。《熊图腾》和《神话意象》两书即是应用四重证据法的实例。《熊图腾》在整个欧、亚、美三大洲的广阔背景中探讨熊图腾崇拜的源流，以及它与中国文明起源、中华祖先图腾（黄帝有熊氏、鲧禹启化熊或熊化）的关系，在利用比较文学的跨文化优势推进本土文化的阐释方面有开拓作用，使得传世古文献中被误解的和无解的难题获得被重新审视的新契机。例如，司马迁在两千年前记下华夏共祖黄帝号“有熊”，但没有说明原因。古籍中记载的夏王朝三代帝王鲧、禹和启的神话叙事中都有“化熊”或“熊化”的母题。战国时代楚国的30位国君要在登上王位之际改称“熊某”。《周礼》所记上古跳神仪礼—傩，有法师“蒙熊皮”的规定。我们将以上传世文献的记载称为研究的第一重证据。但仅靠这些文献证据还无法说明黄帝号“有熊”的所以然问题，正如希腊神话研究本身无法说明阿尔忒弥斯女神的祭司为什么要身披熊皮的问题，这就需要广泛借助第二、第三和第四重证据所提示的参照材料。

第二重证据，系指新出土的汉字记录。这是古代学者所没有见到的一些珍稀文本。除了甲骨文和金文以外，20世纪后期出土的大量战国秦汉时代的竹简帛书，成为今日学者有幸看到的新文献材料。如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国竹书《容成氏》中，有讲述中国历史第一王朝的开创者大禹建立五方旗帜的叙事。其中，东、南、西、北四方旗帜以日、月、蛇、鸟为标志，大禹自己的中央旗帜则以神熊为标志。二重证据表明熊旗乃是夏朝的国旗，熊是夏人的图腾，这就给传世文献中的鲧、禹化熊母题提供了有效的解释。

第三重证据，系指口传与活态的礼仪和民间文化等，包括民族学材料。中国功夫中有模拟飞禽和猛兽的组合招法，称“鹰熊合练”。夏、商、周三代的宗教雕塑中屡屡见到坐熊和鹰熊、鸮熊等合体形象。汉字中代表生命能量和能源的“能”字，原来就是专指熊的本字。神医华佗创立的五禽戏中有“熊戏”，让人依照仿生学原则模仿熊的动作来进行养生修炼。凡此种种，联系成为一个熊图腾崇拜的文化整体。

在今日的现代汉语中，熊除了本义外，已经蜕变成骂人的词语。可是在文明的源头和早期，熊曾经是没有狮子存在的东亚地区最为神圣的动物。依靠第四重证据—考古学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女神庙供奉的真熊头骨和泥塑熊像，我们得以了解失落的文化真相。如果在欧亚大陆上寻觅熊神崇拜的遗迹，还可以举出三万年前法国南部肖维岩洞（Chauvet Cave）祭坛熊头和彩绘神熊出洞图像。据人类学和神话学的分析，熊之所以在数万年前就被狩猎的人类祖先所神化，是因为熊冬眠的习性被理解为拥有死而复生的生命能量。汉字“能”本义指熊的事实，再次地说明了神话联想的发生根源。就这样，依靠四重视野的多元证据，我们得以阐明几千年来莫名其妙的“有熊”和“化熊”叙事，找出华夏文明在前农业时代的古老信仰根脉。

就理论建构而言，对四重证据法的学术发生史进行全面审视，将给未来的文学人类学发展带来广阔空间，有效地促进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研究。目前，《民族艺术》杂志自2008年设置的固定专栏《神话与图像》为四重证据法的探究提供了展示园地；2009年立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代表着四重证据法的拓展和应用情况：将“神话”概念从民间文学的小范畴中解放出来，确认为文化传统的元编码或原型编码，使之充分发挥打通文史哲和宗教、心理学等学科界限的工具利器。^[8]目前，这一方法的应用正在进行多学科打通研究的尝试。2010年8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的“神话历史丛书”，体现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群体的这种新的探索方向，即以神话概念作为重新贯通文史哲的思想工具。

【注释】

[1]由海南大学资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陆续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共有八种，即《文学与治疗》《性别诗学》《神话何为》《神力的语词》《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中国古代小说的母题与原型》《神话与鬼话》《文学与人类学》。

[2]相关的论述可参看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程金城《文艺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年）、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叶舒宪：《“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三论当代文学观的人类学转向》，《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4期。

[4]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页。

[5]参看乔晓光：《活态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6]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

[7]刘加民、叶舒宪：《大数据时代的民间文化保护与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2期。

[8]参看“文明起源的神话续研究丛书”：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王倩：《神话学文明起源路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谭佳：《神话与古史—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与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